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使作为政治经济学直接继承者的经济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开始趋向于衰落。为了达到数学准确性或科学准确性，经济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解经济行为。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天然的内在关联难以割舍。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英文对译是political economy，而新政治经济学的英文对译则是new political economy和new political economics并存，只是后者在学科名的指代上更为清晰而已。

　　就目前来讲，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完全统一定论。不同学者对于它的对象、范围、研究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社会和个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为了理解的简化，可以将新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个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部分，即“经济的政治学”与“政治的经济学”，尽管这种划分就概念本身来说并不十分准确。“政治的经济学”源于三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萨缪尔森和布坎南。是他们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后来发展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这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的政治学”则源于制度主义的复兴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同时也受到政治学由行为主义重新到制度主义转向的影响，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制度、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这实际上是早期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更高层面的“复兴”。“政治的经济学”研究是将经济学引入政治，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经济的政治学”研究，则是将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讨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在“经济的政治学”中是外生的，在“政治的经济学”中则是内生的。这一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明确的表现：在“经济的政治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市场失灵；在“政治的经济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失灵。^[1]

　　不管是“经济的政治学”还是“政治的经济学”，就经济研究这一方面来说，两者是可以相互借重的。以经济的视角看政治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将政治因素融入经济问题的探讨，而政治因素的考量，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描述经济运行的现实。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部分是政治学，不存在纯粹经济学这种东西。所以在一部分学者的视野里，两个方面相互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是关于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研究。克拉克在《政治经济学——一种比较方法》一书中从主要目标、制度域和主要行动主体三个方面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了一番阐释：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繁荣，制度域是市场，主要行动主体是个人；政治学的主要目标是正义，制度域是政府，主要行动主体是集团。对社会来说，繁荣和正义恰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社会既要实现个人目标也要实现社会目标，政治和经济是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综合将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市场是密不可分的。^[2]

　　需要一提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另有一种用法。实际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放弃“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当主流经济学日益表现出“纯粹化”的倾向时，激进经济学家则努力拯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新左派的贡献。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有三方面的含义：强调分配，而不是生产率或增长；强调社会阶级间的权力关系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拒绝将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实证的社会科学，与政策倡导分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作为其三大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又分化为两种理论，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中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就，但有时还是会被批评为太宽泛，试图包罗万象。同时由于数学形式主义的引入，有时也被认为对经济现象缺乏洞察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容量，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大大拓展或者说深化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福利经济理论或社会选择理论从物质福利到自由权利；制度经济理论从物质交换到权利交换；公共经济理论从私人权利到公共权利；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内权利到国际权利。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3]

　　总的说来，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将传统经济学分析中按理性选择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与从制度、历史等角度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结合起来，用结构知识来改进对经济当事人的分析，用经济当事人的知识来改进对结构的分析，以避免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相互独立所带来的许多弊端。其涉及到的基本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一种研究方法的引入并不排斥其他方法的采纳。其研究方法主要有：

　　1、数学分析方法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借助于纯语言，但随着理论日趋复杂，纯语言的分析和阐述就变得越来越冗长并且难于保证逻辑的内在一致性。数学语言的简洁、严谨和清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大量数学分析工具的引入，极大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数学模型使新政治经济学的推理变得快捷而严谨，结论更加可靠和明确。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的数据化归纳研究，使新政治经济学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2、历史与比较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问题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找出其存续的历史依据，并试图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来把握政治、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新政治经济学还往往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政治、经济现象的比较获得对所比较的事物异同的认识，并深入探讨出现异同的原因，探求各种可变因素的内在联系，以求得一般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强调了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并重，试图在了解各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历史作用与客观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避免主观臆断，保证比较研究的客观性。^[4]

　　3、组织——制度分析

　　社会科学中组织——制度研究方法由来已久。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采用过这种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其广泛应用于国家、市场、中介组织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新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制度变迁、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特殊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创造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特殊的制度和组织形式，试图对决定部门和地区不同经济实绩的因素，以及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比较分析。

　　4、非均衡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它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世界观。不管是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假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新发展都没有逃脱均衡分析的框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流派则建立在对习惯和有限认知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以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观念作为其分析框架。它把经济看作是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得到发展的累积和演化过程，经济过程参与者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不确定性。因此，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摩擦和失灵是常态而不是特例，理论分析的焦点就不能唯一集中在均衡上。

　　5、跨学科研究

　　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它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分析政治问题，也通过政治学的理论模式来探讨经济过程。在互相借用各自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力图在分析问题时把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

　　不可否认，分析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对现实的抽象有助于洞悉直觉与经验无法触及的领域。但如前所述，政治因素的淡化实际上回避了对真实世界现象进行分析的困难。政治意味着优雅而客气，经济意味着节省和效率。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经济研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表明西方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依然知之有限。中国“大范围的制度变迁”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因素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经济分析的框架应该充分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释力。

　　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试图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进而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无疑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当然，也应该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其所依赖的博弈环境是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民主政治，而中国则处于“转型期社会”这一特殊的分析层面。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直面中国经济现象，洞察中国社会特征，在中国特殊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合乎逻辑和实际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