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合类型和发展过程等内容。

以生产为主体的人类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整个过程，是由物质流、商品流、人口流和信息流把农场、矿场、工厂、乡村和城镇居民点、交通运输站点、商业服务设施以及金融等经济中心连结在一起而组成的一个经济活动系统。这一系列经济活动都是在具体的地域内进行的，因此，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系统和它的发展过程，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

一般认为，经济地理学具有阶级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比较年青的现代科学，但它的发展过程渊源久远，从古代的经济地理资料积累、近代学科的形成和演化，到现代的经济地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在2000多年前，人类由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开始从各方面观察并记述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和各种有关现象的分布情况，逐渐积累经济地理知识。早期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大多见诸历史学者的著作，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著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和经济地理志；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叙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贸易和城市；东汉史学家班固主编的《汉书》中包括《地理志》和《食货志》，记述了全国各地的山川、物产、户口、城邑、田制、赋役、仓储、漕运、农业、牧业、手工业、采矿业和市场。以后历代正史编撰均承袭这一体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济地理资料。

到九世纪，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区域性地志，记述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物产、商业和交通情况。大致与此同时，中国的地方志也开始盛行，此后一千多年中，据估计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各种类型的地方志超过一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山川、户口、农事、物产、水利设施、道里、交通、贡赋、城邑、关塞、灾异、民俗等，并附有地理图。

公元14～17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伴有地理大发现的活动，从而开辟了新航道、发现了新大陆、向海外大量移民、掠夺殖民地资源、扩大世界市场。因此产生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生产、交通运输、商业中心和进口城市等的情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由于明初以后的明、清封建政府多实行海禁，基本上未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未向海外开放，以致经济地理著作仍停留于本乡本土的记述。

1760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首先提出了“经济地理学”这个名称，指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结合地理条件来进行。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文，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

经济地理学同以前出现的商业地理学相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内容也比较系统化，标志着经济地理学已从地理学中分化，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在此前后，德国经济学家屠能(Von Thuene,1783-1850)于1826年提出农业区位论，阿尔弗雷德·韦伯于1909年提出工业区位论，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提出中心地学说，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于1940年发表《区位经济学》，逐渐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地理学，主要通过欧美学者讲学和向欧美派送留学生。到40年代末，在10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讲授经济地理学，其中以英国斯坦普为代表的统计记述学派影响较广泛。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地理工作主要是关于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边疆勘察和地区性考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地理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地理学的中心理沦是分布论，重点是研究地域差异，战后进入了区位论和景观类型论研究的现代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日益推广，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和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迅速改变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地区布局方面和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区性的新问题。这种新形势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新课题，要求探讨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方向。

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新特点是加强社会观点、经济观点和生态观点，把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看作中心任务。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地理数量方法，计算机和遥感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也逐渐推广，并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方面引进有关理论方法，使经济地理学朝着数量化、经济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经济地理学在世界多数国家中已成为地理科学系统中最为发达的一门分支学科。经济地理著作在各国所发表的地理文献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各国许多类型的高等院校中，都开设了经济地理课程，并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地理系和经济地理研究所。一些国家还在政府中建立了有关经济地理调查研究的业务机构。

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多年来一直是各国经济地理学者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在欧美各国，大致认为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包括生产、交换、消费的广义的经济活动，这种研究是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不仅研究经济活动的分布，而且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在联系有关因素时，把地理环境摆在重要地位，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即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因此经济地理学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因此经济地理学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因此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具有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相结合的特点。经济地理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联系一定地区的各种有关条件来论证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系统，有助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由于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可以认为它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边缘科学。

经济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同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如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有互相交流观点、方法和资料的密切联系，研究领域也有部分重叠。经济地理学和新兴的国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也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现代经济地理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有关学科互相渗透，在地理科学体系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边缘科学，如资源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建设地理学、数量地理学、发展地理学、预测地理学等。

经济地理学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综合经济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地理学3类主要是对经济地理学中一些带普遍性的综合问题和基本理论、方法论等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如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资源的经济讦价、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远景需求及进行地区间平衡的可能性、生产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原则，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经济地理学方法的革新、经济地理学史等。

按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分别探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的生产布局理论、地域组织的形成、特征、结构、分类和分区，形成了以下几个分支：

农业地理学主要研究农业活动的地域差异和变化，而土地利用是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反映，因此土地利用一向是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在此基础上，研究农业生产的地域布局和地域类型的形成条件、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的各项资源的评价和合理利用以及农业地域类型和农业区的划分，等等。

工业地理学主要通过对影响工业生产地域布局的各种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分析，来研究各工业部门的布局规律、工业地域综合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等等。70年代以来，在工业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工业区位决策和工业地域系统的形成等新课题。

交通运输地理学主要研究各种不同类型运输业的地域布局，包括运输枢纽和综合运犏网的布局，运输活动和地理因素的空间联系，客流和货流的形成、流向和流量分析，运输枢纽和腹地的关系，运输区划及其变化等。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与城市地理学有关联的研究课题。

商业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各国、各地区物产分布商品集散的中心和范围、贸易联系、货运情况等。现代商业地理学着重研究商业的地域组织、市场区位、商业中心和腹地的经济联系、商品销售和居民的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商业活动的季节变化等。

此外，部门经济地理学也可根据第一产业(采矿、农业、森林采伐、水产捕捞、能源开发)、第二产业(加工制造)、第三产业(运输、商业、旅游、服务等)和第四产业(包括金融、保险、新闻出版、科技研究和情报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划分而进行研究。此外，历史经济地理、旅游经济地理、经济地图等也属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地理学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区域经济地理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地理学的发展着眼于专业分化，区域地理学一度式微，到了70 年代，地理学开始强调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紧密联系进行研究，使区域经济地理学日益受到重视。区域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地区综合开发问题，是现代各国地理学研究的主题。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基于这种研究议题，经济地理学显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特点。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已经并且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学科特性使经济地理学最有资格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和各类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应该承认，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摆脱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的发展观之后，经济地理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塑造新的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对区域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门学科也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战略布局等领域。

经济地理学也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发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呈现多元化。这个特点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展现出巨大的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空间差异。在欧美国家，经济地理学界几乎每十多年就出现一轮新的理论思潮，来思索和解释社会经济变革的空间内涵和过程。另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济地理学者经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差异。承认这种活跃性和多元性并不损害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因为核心问题一直是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力）；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在这一点上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地学分支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地球表层，除了大气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层的自然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十万年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这些学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经济地理学的活跃性将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费尔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的，“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的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思维争辩。”这些思辩将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也将塑造社会经济的空间过程，因而将直接促进人类影响下的地表过程研究的发展。

1、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二战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这种强调运输成本、报酬规模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在区位决策中作用的空间经济分析方法，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大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因而未成为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流。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这导致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文化和制度转向。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现在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2、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我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3、对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思考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我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