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在经济学领域，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领域。理论经济学是现在大多数人所学的经济学，如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宏微观经济学等，这样的经济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关联。而在前面所谈到的是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理论经济学是指我国大陆地区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简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高校中，中国理论经济学一方面是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另一方面又是思想政治课程，承担着双重功能。因而，中国理论经济学长期独占我国经济学殿堂，居于正统地位。其他经济学说则统统被斥之为庸俗经济学，不得进入大学课堂。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上述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理论经济学30年的历史变迁和范式转变：

　　1974年，我国正处于10年内乱的后期。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老一代经济学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统统被打倒在地，多数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停止了招生，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笔者当时在一所干部学校讲授《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论》和《反杜林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旨在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辩护，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性和学术性可言。当时教学的内容，与其说是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学，而且是庸俗政治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恢复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当时经济学人的主要学术实践，除了致力于清算“极左”路线对经济理论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外，重点是全面反思社会主义经济学，试图“回归马克思传统”。“文革”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书的翻版，完全不适合我国国情。“文革”期间又遭到了恶意篡改和歪曲，更加脱离我国国情。它对我国的经济运行，既没有解释力，也没有预言力。但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多数经济学人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没有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加进了许多斯大林的不正确观点；

　　二是过分地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因此，只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补充，“回到马克思的传统”，并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仍然有用。

　　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1979年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编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北方本，同时还有一本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主编的南方本　中。1981到1983年期间，笔者在南开大学进修经济学，曾师从谷书堂教授认真研读过这本教材。现在看来，这本教科书虽然在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和篇章内容等方面作了某些调整，并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在经济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它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仍然是前苏联教科书传统，在学术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对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贡献不大。

　　到1983年初笔者离开南开大学的时候，经济学界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当时多数经济学人已经看到，传统经济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同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当时，经济学人的主要学术实践，一是致力于引进现代经济学，二是突破“苏联范式”的束缚。

　　在引进现代经济学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先引进的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正统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80年代中后期引进和学习的重点转向发展经济学。到了90年代初引进和学习的重点又转向了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引进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剧烈地冲击着传统经济学。

　　在突破“苏联范式”束缚方面，主要是质疑、修正、否定或弃置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其中主要的有：

　　1、用市场经济理论取代计划经济理论；

　　2、用混合经济理论取代单一公有制理论；

　　3、用按要素分配理论取代按劳分配理论；

　　4、用利润最大化理论取代基本规律理论。

　　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有一部分被收入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年度系列论文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这些优秀论著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基本上能够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反映了当代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进入90年代后，经济界开始综合、融合和创新各种经济学说，试图重新构建当代中国理论经济学体系。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主编出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可以看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综合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该书在研究对象、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有所创新。

　　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可以看作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构造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体系” 的代表作。该书的体系结构、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等，基本上源自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较好地体现了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它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学，是一部创新之作。可以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是一个处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形成的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经济理论更有解释力和预言力，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马克思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体系之一。如何使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结合起来，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伴随着国立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的转轨，经济研究活动开始出现民间化的趋势。其中，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3)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聚集、吸引和团结了国内外一大批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学术新人，致力于现代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专注于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气氛和传统。其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已经超过了官方研究机构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使传统经济学研究相形见绌。

　　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性变化还表现在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和老一辈经济学家淡出学界。我国的经济学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代。其中：

　　第一代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和许涤新等人。他们熟悉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1978年到1984年间，他们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为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泉做出了贡献。

　　第二代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和厉以宁等人。他们既熟悉马克思经济学，又开始接受现代经济学，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力量。

　　第三代经济学家或新生代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樊纲、林毅夫、魏杰、张维迎和刘伟等人。这些人大多数出生在50年代，有过“上山下乡 ”的经历。他们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进修)，获得现代经济学训练，并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80年代初期，他们开始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展露才华。目前，许多新生代经济学家已经成为知名学者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及金融部门的学术带头人，成功接替了老一辈经济学家，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