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学在一个强调经济增长与繁荣的时代日益彭显，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逐渐流行起来。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拉尔夫·苏特在一次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思是指经济学家们使用经济学工具（主要指理性选择理论）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减。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法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用经济学工具进行分析的影子，甚至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流派和学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他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卓有见地的分析，在西方被称为将新古典经济学用于非经济分析的第一人。贝克尔闯入非经济领域是源于他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充分自信，他认为：“理性分析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比讫今为止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我现在仍然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非常有力的武器，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能较好地描述了我的工作。”贝克尔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做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大师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倾向。例如，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的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姆森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和领域都既有强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

　　与研究“经济学帝国主义”方向相反的经济学家及其研究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同样也有一些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反其道而行之。最典型的当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诺夫，他抱怨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最大化原则过于“和谐了”，以至于“经济学家们常常认为经济学模型就是这个世界，并愉快地评价一番他们本应首先评估但从未评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能见到那些非常盲目和荒唐的经济学的原因。”因此，阿克诺夫把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元素和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他除了因提出市场存在“不对称信息”而斐声全球外，最为引入注目的莫过于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即所谓“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他甚至认为：“出于某种原因，经济学家就想把这个世界孤立为只有经济问题，然而，非经济问题将要改变经济学现有的基础结构，这不仅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位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阿玛蒂亚·森，他是第一个出生地在亚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涉及福利经济学，饥荒，贫困以及经济发展观等一系列论题。以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森的研究显然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森的出发点却与贝克尔截然相反。他断然反对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法与做法，他认为经济学分析工具即使在经济学内部使用也“不怎么合人意”，把它应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无异于“亚历山大没有首先对马其顿建立起控制权就扬帆去了波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恰恰在于它抛弃了经济学古典传统对社会伦理以及其它相关因素的关注，他说：“研究古典传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研究古典传统我才明白了这些问题已经在与我们这个社会完全迥异的社会中研究很长时间了，我才明白这些问题在那些时代里已经比我们今天能在标准的经济学中看到的理性公式化形式研究得更为透彻。我才开始理解到这些问题的深度。”“在某种意义上，认为经济学的范围十分狭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代经济学的。”在阿玛蒂亚·森著名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观点来分析贫困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他写道：“交换权利还依赖于一个人的经济前途，而其经济前途又依赖于生产方式，以及就生产关系而言的他的社会地位。”森对经济学的看法源于他早年形成的思想基础，他解释说；“我对事物的充分掌握是在我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也就是在我读马克思和穆勒的时候，那时，构成我思想的基础已经形成了。”当然不能据此认为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他始终赞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及方法论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下层百姓的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森授奖的公告中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工具，在重大经济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另一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把森称作“经济学的良心。”上述评价对森来说应该是恰如其份的。除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之外，其它社会科学借鉴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社会问题或使用其它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趋势也同样存在。最明显的如社会学。由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隔阂正在逐渐被消除。以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经济社会学”。阿玛蒂亚·森对此有一个发人深思的评论“今天相当部分被称为社会学的东西，当年曾是边沁，穆勒，马克思和斯密写作的内容，质疑这些著作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合一的。”

　　经济学(微观)有三个基本论题：第一，假定个人以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从事活动；第二严格地坚持均衡概念，把它作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突出强调效率概念。这三个论题是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之点，也是经济学可以征服其他社会科学的力量之所在。

　　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追求救用的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一般都把限制最大化的实现看作是构筑某种理论的基本障碍。许多经验分析都旨在寻求基于大化行为的检验模型。当经济学家所得到的一些结果似乎背离从个人角度看是合理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重新检查作为证明的数据或修改理论本身。但是，理论的修改却从不放弃最大化的假定。少数经济学家也承认，个人并不简单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因此，承认不确定的信息、交易成本和其他使事情模糊的干预性的变量，但仍把标准的最大化或最优化作为基本的假定。根据最大化或最优化假定，便可以推导出一个充分确定的和可以预见的对某种激励的反应。而缺乏最大化假定的其他社会科学便不能做到这一点。

　　均衡也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经济理论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常常把在市场关系下个别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加总，考察其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其后果。其分析方法是供求分析，揭示供求曲线背后个人行为的利益关系。均衡把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经济学家还异常重视效率概念。这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看不见的手概念是经济学的指导性原理，按其私利进行活动的个人将推进社会一般目标的实现，即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均衡。斯密还特别强调自由意志或自由选择观念，并把它们改造成为一种限制或否认政府作用的实证经济理论。自马歇尔时代以来，竞争均衡是有效率的思想一直贯穿于经济学文献中。

　　效率概念同均衡概念相结合，推动经济学家做一种特别的分析。效率是一个有实际影响的概念，它刺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推动较深入的分析，并使经济学家做清晰的 明确的政策表述。效率概念使经济学家以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待问题。这也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及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精确。经济学遵循着一种可以拒绝理论、检验理论和基于事实修改理论的科学方法。经济学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失败的地方。

　　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由于思考范围较为广泛，可能在证明问题上比较好，但不能提供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把经济学的边界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从其他社会科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较好答案的弱点。使用精确的经济学方法和提供特别的、具有充分推理的答案的能力，给了经济学家以一种重大的分析上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学之所以是“帝国主义”的原因，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可以成功的原因。

• 《经济学帝国主义》

•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1]
•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经济学殖民地”[2]
• 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