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成本之外，获得商品所必须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批发和零售的配送成本、政策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本、合同实施成本、汇率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及信息成本等。

　　关于贸易成本内涵，学者们的见解大同小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经济学家Anderson等(2004)以《贸易成本》(Tradecosts)为题，在系统旧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表了长达61贞的专论。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方虹等(2010)认为，同际贸易中的成本包括资源再配置成本与交易成本。

　　贸易成本中有关运输成本的研究成果较多Hummels(2007)研究认为，二战结束后，在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在国际贸易成本中，“主力”的运输成本总体上逐步下降，Hummels(2002)还认为，运输成本的一部分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投资。另一方面，随着贸易量不断扩大，贸易伙伴相对固定，运输成本会继续下降。

　　近年来，批发、零售成本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Burstein(2001)研究了1992年的美围消费品市场。发现其批发零售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从0到64.2%不等，平均高达41.9%。Bradford等(2003)研究了包括美周在内的九个国家的批发、零售情况。他们计算的销售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重从42%到70%不等。不同学者还从其他特定角度研究贸易成木问题，Eaton(2007)发现，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往往具有较大的贸易量较小的贸易成本，因此，信息成本也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呈现非线性变化。

　　直接测算相对比较简单直观。直接测算法主要可以测度两种类型的贸易成本。一种是南政策实施带来的贸易成本，即所渭的政策壁垒，例如关税、配额等。另一种是由于自然因素所导致的贸易成本，主要是指运输成本。

　　Messerlin(2001)研究了1999年欧盟的政策壁垒，他将非关税壁垒转化成关税当量并与关税壁垒结合，认为欧盟工业产品政策壁垒的关税当量是7.7%。Wallis等(2001)通过对1870—1970年美国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地测度了宏观经济范闱的交易费用。认为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交易费用的相对增长是劳动分工和专化收益的必然结果。Limao等(2001)考察了从美国巴尔的摩港口出发的四十英尺集装箱的运输费用。认为基础设施的落后，或者处于封闭内陆的目的地，都会使得运输成本上升。

　　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研究每单位产品价格和价值；另一种是利用Samuelson冰山型运输成本的似没，以引力模型(Gravity Mode1)为基础，通过计算贸易流量而得。Hummels等(2004)最早利用前一种方法测度了以运输成本为主的贸易成本，模型化了存在差异的商品需求，以此获得贸易成本与贸易品质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和解释了“优质苹果外运之谜”。

　　前一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需要处理产品价格和海关运费的详细分类数据，因此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后一种方法仪利用贸易流量来计算相对的贸易成本，虽然从绝对值上没有第一种方法精确，但相对性的贸易成本具有独特的解释力。这种方法从贸易成本影响的角度，即“事后”实际发生的贸易流量间接推算贸易成本的高低。通过该方法计箅的贸易成本不仅包含了包括地理距离这样的静态指标，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贸易流量的动态变化来考察双边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情况。

　　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引力模型，从间接角度测度贸易成本，同时对模型、方法以及过程不断加以改进与完善。Andersen等(2003)改进了传统引力模型，加入了贸易双方的多边贸易成本等因素。从经济规模和相对贸易成本角度进行测度双边贸易成本，使得测度结果更加科学、精确。然而比较静态分析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Novy(2007)对引力模型加以改进，认为贸易成本大小由国内贸易和双边贸易共同决定，并且划分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结合Samuelson冰山型贸易成本模型和Krugman开放垄断竞争模型，有效实现上述问题的解决。Eaton等(2002)、Chaney(2008)以及Melitz等(2008)分别强调从生产率差异、企业异质性等角度对贸易成本加以测度，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实现对既有引力模型改进与完善，成为前贸易成本测度研究主要思路与方法。

　　从环节来看，根据贸易实务操作流程，贸易成本涉及各个贸易环节中所产生的费用，可以分为搜寻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运输成本、跨境成本、分销成本等。

　　从内容来看，贸易成本包括由商品流通直接引起或由商品流通派生并直接为其服务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所产生的成本。商流成本是指由商品所有权转移引起的所有商务交易活动的成本；物流成本是指由商品实体空间位移所引起的所有经济活动成本；资金流成本是指由商流和物流所引起的资金运动的成本；信息流成本是在由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引起的相关信息的交互运动产生的成本。

　　从性质来看，贸易成本可以分为生产型、制度型、组织型和交易型贸易成本。克服天然形成的贸易障碍所需要的投入属于生产型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克服人为设置的贸易障碍所需要的投入属于制度型贸易成本，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由产业组织演变所决定的组织运营成本属于组织型贸易成本；企业之间为实现交易所引发的搜寻、签约等成本属于交易型贸易成本。该划分方法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从本质上区分不同贸易成本表现形式的根本性质。生产型贸易成本是生产过程在贸易领域中继续的耗费，是体现于运输和仓储上可以直接计算的显性成本；而制度型、组织型和交易型均是无法直接量化的隐性成本，只能通过机会成本来衡量。

　　从主体来看，参与贸易的所有主体都会产生相应的贸易成本，具体可分为出口企业成本、物流企业成本、仓储企业成本、进口商成本、批发商成本、零售商成本等。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价格加成等于所有贸易主体所承担的贸易成本及其利润之和。

　　从市场来看，按照市场界限划分，贸易成本可分为国内贸易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由于国界的存在使得国家之间的要素和产品不能自由流动，因此，国际贸易成本除了本国的分销成本，还要包括相应的过境成本和在贸易伙伴国内的分销成本。

　　贸易成本能够影响贸易流向进而影响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贸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成本等的相互作用，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在贸易成本非常高和非常低时，产业可能比较分散；而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时，产业在空间上最为集中。Puga(1999)去除了Krugman(1991)模型中的动态性，保留了其解析性，分别用人口和真实工资考察了贸易成本变化对二者的影响，发现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呈“钟形”。

　　Brulhart(2001)将不同产业的非关税壁垒分为高、中、低三等，对其和各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程度与非关税壁垒正相关。而Haaland(1999)等采用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却发现并不存在相关关系。Ade和Glaeser(1995)运用城市面积、交通支出、通讯和道路密度衡量运输成本，对８５个国家的最大城市集中程度回归发现，运输成本与集聚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Hanson(1998)比较了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前后区域就业增长情况，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吸引了企业逐渐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集聚，由此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转移的效果。林理升、王晔倩（2006）通过分析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发现运输成本导致制造业在中国沿海地区集聚，劳动力的高流动成本引起地区发展不平衡。可见，除运输成本之外，贸易成本的诸多构成都会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

　　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呈非线性的“钟形”主要是由于其各构成部分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影响产业空间布局。按照贸易成本构成的四种属性来看，生产型、制度型、组织型和交易型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各不相同，从而使得整体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更为复杂。我们假设其他三种贸易成本不变，分别考察单一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初始阶段，生产型贸易成本的下降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及优化配置，使要素趋于集中以获取规模经济；后期，生产型贸易成本的继续下降能够使企业之间成本关联的向心力减弱，从而使产业分散布局。制度设计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较为复杂，通常情况下，制度型贸易成本的下降能够使企业更加遵循市场规律，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产业集聚，而在集聚过度出现规模不经济时则趋于分散。组织型贸易成本取决于组织创新的程度和运营水平，随着生产或贸易组织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改进其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企业能够更好地组织要素投入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使得产业趋向集聚发展，进一步的改进则可能使得企业间的向心力减弱，而出现分散布局。交易型贸易成本涉及搜寻、谈判、履约等企业之间为实现交易所引发的成本，它的下降能够使企业间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相互靠近、了解的需求下降，从而使得产业布局缓慢趋向分散。贸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通过什么作用机制发挥出来的呢？本文认为，贸易成本的变化直接作用于企业之间贸易要素的流动，再由众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形成对整个产业布局的影响。贸易的发生必然伴随着商品所有权、商品本身、资金、信息等要素在买卖双方之间流动，由此形成了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贸易成本的变化引发贸易双方之间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变化，使得企业重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中间投入等数量结构及空间结构等，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要素的共同改变使得整个产业的布局发生改变。生产型、制度型、组织型和交易型贸易成本的变化均能够对企业之间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产生的影响，但主要作用力各有侧重，进而改变了企业在整个产业空间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使企业在整体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关系改变的条件下调整要素投入的空间布局，从而改变了整个产业的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