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出身琦玉县的豪农家庭，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一项项桂冠。日本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对100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调查，其中一项是“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涩泽荣一名列第二。曾任明治政府财政大臣，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33岁时弃官从商，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的少年生涯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今琦玉县大里郡丰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涩泽市郎右卫门,母亲叫荣。他家有三个男孩，涩泽荣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早夭，从不大记事时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

涩泽荣一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在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七岁时，又让涩泽荣一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戚为师，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个颇具志士风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涩泽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

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涩泽荣一的刻苦好学自然让父母高兴，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个儒者。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

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的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独子”会变成娇生惯养的借口，而在涩泽这里，“独子”地位更加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然而,社会环境从另一个角度在教育着涩泽。幕府时代的日本，与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

从宏观角度说，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使社会阶层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例如，日本很长时期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科举制却并未被日本搬过去。科举制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却是让传统中国人们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制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垂直流动的写照。而日本的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传统，与缺乏这种流动渠道紧密相关。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在他们“出人头地”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涩泽在家里是顶梁柱，在村里面对的是人们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会上则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年轻气盛的涩泽来说，具有极大的刺激。在涩泽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代替他的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从“倒幕攘夷”到幕府家臣

涩泽荣一的成长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幕府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局势下，涩泽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始表达对社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寻找改变社会处境的道路。年轻人的激进，同年长者的沉稳会形成鲜明对照。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十岁以前不激进是没血性，三十岁以后还激进是没脑子。涩泽荣一在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激进。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出于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狂热地加入了攘夷倒幕运动。1863年，涩泽荣一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的士气。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恰好这时又有知情者被捕，涩泽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许就连涩泽本人都没想到，这一意外的挫折竟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为了求生，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他当时任京都守备，是最有可能继承将军位置的人物。后来，一桥果然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经商还是当官，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政治上的纷争与人格上的完美不是一回事，但是往往又搅在一起。德川庆喜十分聪明，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热衷于摄影、狩猎和民俗研究。为了避嫌，他连旧家臣面都不见。但是，涩泽依然坚守臣道，在经济上多方资助德川，而且不计成本编撰了八卷本的《德川庆喜公传》，以彰显其历史功绩，公正记载幕府末年的史实。涩泽本人此举是为了尽一个家臣的本色，而这一巨著在客观上却成为日本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对于德川庆喜，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明智豁达的将军和忠贞不二的家臣，谱写出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欧洲游历和“以夷为师”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他居然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不仅如此，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600628行情,股吧)，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涩泽荣一由倒幕起，到家臣终；由攘夷起，到师夷终。这一经历，不但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为他后来承担的历史重任做好了准备。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结束了对欧洲近两年的访问和考察回到了日本。这时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富兵强、殖产兴业三大治国方针，由此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变革和工业化的序幕。这一历史性的巨变非常令人鼓舞，也使涩泽感到实现工商救国这一人生新目标的时刻已经来到。他效仿西方的股份制，创办了一家从事农业肥料和大米买卖的企业。然而，涩泽没有想到，正在他满怀信心准备从事实业时，却接到了新政府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的邀请，请他出任大藏省的官僚，担任租税正。对此，涩泽本来犹豫不决，但新政府赏识他在陪同昭武访欧期间表现出的理财能力和才干，没有因为他是旧幕府家臣而将其拒之门外，这种态度打动了他。这样，经不住大隈重信的反复劝导和催促，涩泽决定走马上任，以报答新政府的信任。

明治时期的日本百业待兴，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涩泽荣一不负众望，工作得十分出色。他提议在大藏省设立“改正挂”(相当于体制改革研究所)，兼任挂长，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初期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设立国立银行、发行公债、地租改革等)的酝酿和制定，政绩相当突出，还兼管通商司。到了1871年，涩泽已升至大藏大丞，后又兼任造币头和大藏少辅(相当于现在的次官)等职。但此后没过多久，围绕财政支出方针问题，新政府内出现了严重分歧和对立，涩泽荣一和井上馨主张健全财政，量入为出，适当削减各政府部门的支出，并联名提出了意见书，但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涩泽同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发生了冲突。他不愿违心从事，决定辞官为民，从事他内心一直向往的工商业。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不无自豪地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从此，涩泽“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之后在事业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创办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与后来成立的许多国立银行一样，虽然名为“国立”，实际并非国营，政府没有投资，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按照股份制企业的原则来运作，在性质上属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银行。涩泽荣一出资4万圆，按出资数量排列，他在71名原始股东中位居第12位，并出任总监一职。总监虽然不是第一国立银行在法律上的责任人，但按照涩泽同第一国立银行签订的契约规定，总监为董事会的议长，对董事会讨论的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并对董事长及董事拥有告诫和教育的权力，而被告诫者必须服从，不得抗拒。可见这份契约实际上等于把第一国立银行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全都交给了涩泽。不言而喻，这对涩泽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信任，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明治初期的情况来看，尽管新政权已经立足，但社会和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迁之中，殖产兴业这一强国之策赋予近代银行的使命相当沉重，而面临的困难又不胜枚举。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只能知难而进，依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去迎接一个又一个充满未知和风险的挑战。

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7月20日起开始正式营业。当时银行业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特殊业务和普通业务两个方面。所谓特殊业务是指发行纸币(在日本银行成立之后被限期取消停止),负责政府资金的出纳，按照政府的指示收买公债证书和兑换；所谓普通业务是指金银货币的买卖，民间储蓄贷款，以及有价证券的汇兑。由于明治初期民间资金匮乏，企业活动尚且不够活跃，加之银行尚未形成社会信誉，所以来自民间的普通业务比较有限，特殊业务所占比重较大，在储蓄总额中政府的储蓄占了一半。为了真正发挥银行在工商业中的作用，摆脱依赖政府业务的局面，涩泽对第一国立银行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渡过了创办初期的种种危机，很快就当上了董事长。他强调，作为近代银行，金融业务主要面对的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民间，特别是工商企业。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涩泽荣一积极参与了王子造纸会社、东京铁道会社、东京瓦斯局等企业的创办，为开展产业金融业务培养对象和积累经验。他善于观察和把握市场状况和资金需求动向，并把扶持那些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当做贷款业务的重点。

例如，生丝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产业，直到到19世纪80年代时，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30%左右。因此，保证生丝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对于日本获得外汇、引进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在资金的周转出现困难时，往往需要寻求外国银行的融资，从而使他们在与外国商馆的交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决定把生丝批发商作为主要的融资对象来加以支持，尽一切可能满足它们在资金方面的要求，这不但可以使它们从外国银行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同时也增加了第一国立银行的贷款业务。1881年,横滨的生丝批发推销商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但因资金缺口很大而难于付诸实施。涩泽荣一得知此事之后亲自出面各方进行斡旋，共筹集资金500万圆，为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的成立提供了保证。

经过了近十年的不断摸索和拼搏，涩泽荣一确立的产业金融方针收到了日趋显著的效果，第一国立银行的经营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与成立初期相比，资金数量、来源构成、资金运用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1877年到1889年这12年间，资金总量增加了55%；在储蓄金中，政府公款储蓄的比重大幅下降，而民间储蓄的比重大幅提高，在数量上已相当于公款储蓄的10倍；而在民间储蓄中，公司账户储蓄的比重由28.2%提高到45%。从资金运用情况的变化来看，借贷总量增加了1.7倍,票据贴现大量增加，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9.6%，押汇票据的比重上升到20.2%。与此同时,资金的运用效益也提高得很快，盈利状况十分看好。显然，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第一国立银行已完成了向近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因此,与其他国立银行相比，第一国立银行的业绩最为突出，体制也最为健全，成为国立银行中的龙头老大。然而，涩泽荣一并没有满足于此，在他看来，第一国立银行一家的成功还远远不够，而整个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家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一直十分关心其他银行的发展，主动向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培养人才，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从而使国立第一银行成为银行业中的典范，对日本近代金融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体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到19世纪80年代初，社会经济环境开始稳定下来，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客观条件已近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荣一的实业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国立银行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他感到欣喜，但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行一业的成功，而是放眼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创办活动。按照《涩泽荣一事业年谱》的记载，1880-1893年期间，涩泽荣一先后参与创立的企业达二十余家,其中以发起人、董事、创立委员等身份参与创立的公司为13家。这些企业遍布各行各业，不仅规模堪称一流，而且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股份公司制。涩泽荣一对实行股份制如此情有独钟，源于他在考察西方国家时的所见所闻。在他看来，股份制是实现工业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立志把引进和普及股份公司当做自己人生历程中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正是涩泽的努力，建立了日本近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建立株式会社的《立会略则》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

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该书内容朴实易懂，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该书规定，公司制企业为众人所共同创办，故聚资结社应以国家公益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应各行其事，界线分明。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业的经营，从而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民营性质和自主权。尤其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之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等信条。

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办法是：①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公司企业，都应首先确定资本金的数额，然后确定股份的金额和数量，按股出资；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应由出资者选举产生，出资者按出资数量拥有不同数量的选举权；③会社的代表人拥有处理会社日常事务的权力，重要大事的处理需要召开会社大会决定；④会社代表人或者经管者如有损害会社或违反法律行为，应交付赔偿金或接受相应的惩罚；⑤会社经营所得利润，应按出资额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天地灾害等非常事情而发生损失，也应按出资额多少承担；⑥利润的分配应按当初的约定留有部分为会社的储备，其多少由各会社自定。

从《立会略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对股份制企业的说明已经比较具体。特别是涩泽荣一明确了股份制企业必须贯彻民营自主和政府应尊重私权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当时日本企业最主要的弊端，可以从体制上防范“官商习气”对企业的干扰。因此，《立会略则》一问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以大藏省的名义印制发行，同时还向全国各府县做了推荐，使这本书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质。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发布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缔结会社、商社之大意，应熟读《立会略则》。可见，尽管今天看来《立会略则》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尤其是它没有涉及到有限责任制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同类书籍最有权威性的一本，成为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首家股份制企业的实践涩泽荣一弃官从商后兴办的第一国立银行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首家规范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的创立标志着涩泽引进和普及股份制企业制度的活动进入了实践阶段。

第一国立银行是按照1872年制定的《国立银行条例》来设计创办的。这个条例的起草人正是当时担任大藏大丞兼纸币头的涩泽。为了使《国立银行条例》尽快出台，涩泽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从起草到定稿仅仅花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涩泽细致地研究了美国的货币条例以及伊藤博文从美国带回的其他资料，并与欧洲各国的货币法做了比较，反复思考如何使其适合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多次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以保证《条例》不会因模仿美国的银行制度而失去实用价值。该条例对国立银行的组织方式按照股份制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即国立银行必须以集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国立银行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方可解散和关闭；股东持有的股份，经董事会承认可以转让他人；国立银行出现亏损时，股东只按照所持股份金额承担损失。从《国立银行条例》的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股东自愿集资入股，股份可以转让和买卖，股东具有议决权，股东仅承担与其出资额相应的有限责任，这些股份制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得到承认和体现。因此在日本，多数研究者认为，第一国立银行是近代日本最初建立的股份制企业。为了创建这一股份制银行，涩泽荣一和他的上司井上馨在筹集民间资本上花费了极大心血。

日本当时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江户时代形成的旧富商家手中。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立银行的创办显然无从谈起。因此，涩泽荣一和井上馨曾多次主动与三井、小野等旧富商进行接触，劝说他们能够携起手来加入创办国立银行的行列。然而，他们的劝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这些旧富商之间一直互有成见，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共创股份制银行，而是希望自立门户独立经营。这一点，与中国近代山西票号在进行银行制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极为相似。但是，中日两国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却走了不同道路，对此涩泽的贡献极大。在要不要股份制问题上，井上馨和涩泽荣一认为事关银行体制这一根本问题，丝毫不肯让步，而且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对疑虑重重的江户富商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下，三井组和小野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自立银行的打算，决定共同发起创办银行，日本的首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义是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在日本的现实中，实现这一要义却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甚至强行干预，这正是近代东方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吊诡之处。正是这种吊诡，构成了涩泽荣一企业经营思想的土壤。

倡导股票交易市场化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之后，效仿这一组织形式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必要性日显突出。但当时人们对于股票上市交易的意义却不甚理解，大藏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股票上市交易与大米期货交易近似，都具有赌博性质，对国家没有益处，因此不主张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而涩泽荣一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股票交易对经济繁荣和扩大资金市场的优势，不能因噎废食，坚决主张尽快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虽然此后涩泽因弃官从商而没有直接参与股票交易条例的制定工作，但他的主张对克服大藏省官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颁布了《股票交易条例》，开始着手培育资本市场。接着，1878年又公布了新的《股票交易条例》；同年5月，东京股票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6月，大阪股票交易所挂牌。尽管在这两个股票交易所当时上市进行交易和买卖的并不是国立银行发行的股票，但在后来股份制企业的普及中，股票交易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股份公司制度对于日本来说是“舶来品”，然而日本后来居上，股份制的普及过程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据载，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合名公司为345家，占7.5%；合资公司为1668家，占36.3%；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可见，股份公司在日本由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普及，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这一奇迹的出现，近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涩泽荣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行业团体。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这些充满封建行会特征的商人团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新兴产业部门和企业的不断出现，使得如何处理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社会问题。由此，涩泽荣一敏锐地意识到了组织创立新型经济团体的迫切性，于是，他开始为新型经济团体在日本的产生奔走呼号。

创立银行业第一个近代经济团体—择善会

1877年成立的择善会，是近代日本出现的第一个近代经济行业团体，也是涩泽涉足近代经济团体组织活动的开山之作。

涩泽荣一组织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促进银行之间的联系交流。继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以后不久，日本出现了创办近代银行的热潮。但是，当时大多数银行经营者对于近代银行业务比较生疏，同时在业务上也面临着许多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涩泽感到这种情况对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很不利。为了促进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他产生了发起和建立银行业团体组织的设想。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就在银行业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得到了第二、第三等国立银行和三井银行的响应与支持。近代日本银行的第一个行业组织由此诞生。

这一行业协会的首批正式会员共有16人，分别来自11家银行。根据涩泽荣一的意见，该组织起名为择善会，取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语，以表达“同业者共同的行动理念”。在成立大会上，会员们通过了由涩泽拟定的《择善会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择善会的宗旨在于促进银行业界相互间的友好团结，以兴旺业务；凡愿意加入本会的银行业者，不论是否为国立银行，只要经本会同意，均有资格成为本会会员，等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择善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行会组织，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排除异己和防止竞争，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银行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它面向所有的银行业者，在组织原则上是互助互利和开放平等的。

在涩泽荣一的主持下，择善会从成立起，便在推动银行业自身发展以及带动殖产兴业国策的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择善会创办了日本民间首份以国内外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银行集会理财新报》。该杂志除了刊登择善会议事录之外，还刊登介绍有关银行业务知识的文章和西方经济学家的译著。由于它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注重满足读者的需要，能够回答银行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很受业界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择善会在完善银行业务制度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并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完善银行业务制度的具体建议和报告，如《银行破损纸币的兑换方法》、《关于活期银行支票背签格式的报告》、《关于国立银行纸币交换方法的建议》、《拒付支票的处理方法》等等。

再次，择善会还有力推动了银行票据这一新的流通工具的使用。今人皆知，银行票据作为货币持有的一种凭据，使用它不仅大大方便了银行的用户，同时也能促进银行间之的业务往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但当时人们对银行票据的了解十分有限，拿着一张纸头远不如拿着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心里踏实，所以愿意使用银行票据的人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择善会就如何推广使用银行票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就票据的格式、鉴别依据以及支付保证等具体事宜达成了共同协议，该协议上报后不久即得到了大藏省正式同意，对后来银行票据的普及使用和票据制度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择善会从成立到解散共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涩泽荣一领导该会，不仅为日本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也为财界活动的展开积累了有益经验。然而，涩泽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始终坚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办会宗旨，因此当有会员提出与东京另外一个银行业商会组织“恳亲会”合为一体的建议时，他审时度势，考虑大局，决定接受这个建议，解散择善会，创立东京银行集会所。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准备，东京银行集会所正式成立，会员银行为39家，涩泽荣一被选为集会所委员长，由此翻开了银行业界组织活动的新的一页。

创立跨行业经济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

在创立择善会的第二年，涩泽荣一与益田孝、福地源一郎等人又创立了另一个财界团体东京商法会议所。

与行业性的择善会不同，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一个跨行业的综合性经济团体组织。它的会员主要来自工商业各部门的大企业，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且完全是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的组织原则和方式来运作的，会长和副会长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上交的会费。东京商法会议所为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工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希望和要求，调解工商业者之间的纠纷等。用涩泽荣一的话来说，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它的创立是日本工商业界组织演变的一件大事。

东京商法会议所的创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明治初期，近代经济团体组织的出现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国民对于它的认识和了解还相当有限，究竟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首要事务。涩泽荣一考虑到日本的国情民情，利用美国的格兰特将军到访日本，打出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牌子。

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司令，战争结束后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对于他的来访，日本举国关注，政府计划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活动。涩泽意识到，在这一活动中展示自己，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对于刚刚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个获得社会声誉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经过与政府的沟通协商，使东京商法会议所得到了主持民间欢迎格兰特活动的资格和权力，并由他本人担任欢迎礼仪负责人。此后，一切按照涩泽的预期进行，包括按照西方国家欢迎外国贵宾的礼节鸣放礼炮，群众夹道欢迎，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和社会上层人士出席的欢迎晚会，请格兰特到涩泽家中做客，等等。

从表面上看,欢迎格兰特不过是一项政治礼节性的活动，与工商业无关。但是，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心理，使这一活动具有了工商界的公关效应。东京都知事和涩泽同台致词，民间性质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担当本来应由官方出面的市民大会住持人，使得刚刚诞生的这种新型经济社团取得了威望和正统地位，也显示了政府对工商业界的高度重视和信任，有利于提高工商界的社会地位，改变官尊商卑的社会风气。东方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与西方式的组织体系和运作规则，通过这种办法交融于一体。在这一欢迎仪式的背后，蕴藏着涩泽本人经营管理思想的社会基础。

身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涩泽重新阐释了东方儒家思想，并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倡导实业兴国，废除了旧的人身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迅速兴起，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即需要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等价值伦理。然而，官尊民卑和贱商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功利主义和商业伦理毕竟是舶来品。对那些一向自负同时又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日本武士来说，肯定会产生出“排异反应”。

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脱亚入欧”谈何容易！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传统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既要对以“重农贱商”、“重义轻利”为主的儒教传统进行反叛和扬弃，又要在传统伦理尚具有强大潜力的情况下，寻求向西方看齐、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性伦理”支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应运而生。人们往往对涩泽的思想进行“振兴传统文化”式的解读，但仔细考究，不难发现，涩泽思想的主旨，并非在于解决所谓的“世风日下”、“道德颓废”等问题，而是力求改变“轻商贱利”的社会习气以及“权力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建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经济伦理观念。

涩泽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论语〉与算盘》，来自于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涩泽的“《论语》加算盘”之所以被人们解释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就源于此。之后，阳明学者三岛中洲，为这幅画写了一篇“论语算盘说”。其中说道：“孔子为委吏料量平，与栗周急不继富，为政足食，既庶富之，礼与其奢也宁俭，待贾沽之玉，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不曰利，曰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男尝语余曰，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今画师二之，非深知男者也。”大意是：孔子为季氏管仓库时计量公平(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后面的都出自《论语》)，给百姓粮食时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为政的宗旨是先让百姓温饱再让百姓富庶，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自己比作待出售的玉，这些都是《论语》中有算盘的根据。《周易》起数六十四卦就是算盘之书，但利益计算皆出于道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的学说吻合，这是算盘中有《论语》的根据。因此，涩泽认为算盘与《论语》本是一体不能两分，经济萎靡的原因就在于世人把它们分开了。画师把二者分开画，没有得到涩泽思想的真意。由此，“论语加算盘”就变为“义利合一”的代名词，也成为涩泽荣一经营思想的象征。

涩泽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涩泽认为，“和魂汉才”很值得继续发扬光大，不过在新的时代，为了适应工商强国的需要，应该提倡“士魂商才”。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他说：“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

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涩泽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涩泽批判宋学说：“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然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因袭久而成习，事业与学问截然视为别物而无人敢怪。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

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主张“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涩泽在关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合一。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涩泽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

涩泽对“公与私”的关系这样论道：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因此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为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涩泽的论证与其说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正当私利推进社会公益”的观点。不过，斯密是从私利推及公益，而涩泽是以公益统领私利。比较涩泽与孔子，再比较涩泽与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涩泽的思想特征。

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

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由于时代的缘故，涩泽的思想仍然处于感知体会层次，没有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和文字训诂的角度来看，涩泽的“《论语》加算盘”式经营思想都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欠缺。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涩泽的学说在思想内涵上比较肤浅；有的学者指出他对公益和私利的论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混乱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涩泽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的历史地位。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正如曾担任过日本经济院院长的有泽广己评价涩泽时所说：“产业本身便以与之相符的进取自尊的气象极为活跃地向前推动，在此影响下，无论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业家辈出。”从其思想的实践意义上说，涩泽的经营思想功不可没。1983年，日本的《日经产业新闻》进行了“日本企业家最崇拜的人物”调查，结果显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涩泽荣一。可以说，涩泽荣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价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减。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也依然是日本企业家阅读最多的管理经典著作之一。要想了解近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奥秘和管理思想状况，必须了解涩泽荣一。

• 个人之富即国家之富，个人如无欲求富，国家之富如何可得?正因为国家之富与个人之荣达，人人才能夙夜匪懈，自我勉力。　

• 每天比人早起，将事情做好一点，以智慧和努力胜过他人，就是好的竞争。若以仿冒、掠夺的方式，将别人努力的成果拿来当作自己的，或用旁门左道的方式侵犯他人，以博取声名，就是不好的竞争。　

• 如果竞争的性质不善的话，虽然有时会使自己得到很多好处，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会最终让自己蒙受损失。而且，此弊病不止限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有时也将祸延整个国家。　

• 所谓避免恶性竞争，也就是尊重彼此间的商业道德，而且以此做为信仰，也就不至于因努力过度而导致恶性竞争的地步。　

• 以妨害的方式来夺取他人利益的竞争，就是恶性竞争，反之，对产品精益求精，不做侵犯或吞并他人利益范围的事，就是善意的竞争，两者间的分界能用良知去判明并能谨守，就是商业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