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指为了社会、家庭和夫妻的利益，育龄夫妻有计划地在适当年龄生育合理数量的子女，并养育健康的下一代，以增进家庭幸福，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含义：(1)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政府应依据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政策，对所辖范围内的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指导，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适应。(2)对家庭或夫妻而言，公民应考虑对现有子女、未来子女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行使有计划生育子女的权利。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使我国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如从1995—2009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稳定处于低增长状态。这说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获得有效控制。在1972—200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生育率使我国人口在短时间内迅速转型。这缓解了人口规模庞大、增速过快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生育率下降，在微观上讲，有利于家庭提高孩子的养育质量，实现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进而提高整体人口素质; 从宏观上讲，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转变对我国人均GDP 和人均储蓄率提高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从具体文献看，比如胡鞍钢等表明，人口结构变迁( 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和人口抚养比下降)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1 /6—1 /3。汪伟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当然，有文献提出不同看法，车士义和郭琳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高估。此外，李文星的研究表明，在1989—2004 年期间，中国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提高了居民消费。从总体上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 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 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

　　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 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 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 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WEI 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三十年来，我国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对经济增长、控制环境污染、提高人口素质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说来，具有以下几点重大意义：

　　（一）减轻了人口压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经济以超越历史的增长速度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由于有效的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口，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的用到每个国民身上，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如果人口无序增加，那么每年经济的增长点，就要被更多的新生人口吞噬掉了。所以说，人口绝对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二）控制环境污染，优化生存空间

　　人本身是最大的污染源，人口的激增必然带来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我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人最基本的生活要求衣、食、住、行无不在消耗大量的能源，占用更多的耕地，必定对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我国虽然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都仍居世界末流，特别是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由于有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过快增长得到遏制，有效地保护了环境，促进了生存空间的进一步优化。

　　（三）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整体的素质确实不是很高。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数较少，从而有更多的精力、财力关注并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健康等方面，使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高，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能达到温饱的最基本生存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人口无论是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程度都有较大幅度提高，这是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密不可分的。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 。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

　　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 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相关建议，逐步允许和给予人们生育“二胎”的权利。但对仅生育一胎的家庭，政府需要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政策对独生家庭进行恰当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让需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通过“生育权利”市场对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实质利益方面的长期补偿。这从国家层面上讲，一方面，国家控制了社会新增人口的总量。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降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本，减少社会矛盾。同时，这也更能尊重人的选择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因而，我国需要发展和建立一个生育孩子数量权利流转的市场，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进行利益平衡。

　　从长期看，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生育率将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低水平生育率与“男孩偏好”相互结合，将导致性别比继续高位运行。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将更加严重。因此，如何处理“男孩”偏好的生育选择，是政府处理性别比上升问题的关键。

　　性别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男孩偏好”，但它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 从经济学的直觉看，“生男”收益高于“生女”收益，是人们性别选择的关键。从历史和经济发展情况看，由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和女性教育的普及程度，女性潜在生产力长期处于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状态。因而，男性生产力收入回报长期高于女性生产力收入回报。较低的女性收入降低了家庭“生女”的收益。因此，国家和政府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女性生产力回报，增加家庭“生女”收益，是促使性别结构回归常态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