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其计算公式是：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

　　抚养比可分为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是指0～14 岁人口占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年抚养比是指65 岁以上人口占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总抚养比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二者之和。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至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人均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则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在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投资)下降越快，儿童的减少使得后续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今后老年抚养比(还债)上升越快。当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超过儿童抚养比下降幅度时，总抚养比止跌回升。

　　理论界将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在窗口关闭之前的时间内，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3年5月国务院参事马力当天在“2010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作题为《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的报告时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68%，居世界最高位。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最低值38.3%，“十二五”处于发展潜力最大的时期。她说，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但2010年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这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她建议，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战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发展高中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完善促进就业、鼓励创业、扶助失业等系列相关政策等充分发挥潜在的“人口红利”。

　　人口抚养比又称负担比，指未参加劳动人口与实际劳动人口之比，是用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指标之一，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组成，常用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表达。在抚养比的计算中，由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的选择不同，会导致抚养比的计算结果有所差异。在确定人口年龄方面，一些调查所界定的就业和非就业人口的年龄有一定的差异。大部分定义少儿人口为 0～14 岁之间，但老年人口则有 60 岁及以上或 65 岁及以上两个标准。在一些国际调查中，被抚养的少儿人口还定义为 20岁以下的人口( Kleiman，1967) 。

　　一些研究也表明，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因年龄不同而存在差异。所以，被抚养人口的实际抚养负担并不完全与理论数据一致( Kleiman，1967) 。老年人带来的经济负担要比相同数量的儿童多得多，儿童在物质需求上远远少于成年人。所以，除非知道儿童抚养负担与老人抚养负担的关系，否则不可能清楚整体抚养比是上升还是下降( Kleiman，1967) 。因此，广泛使用的抚养比数据可能在反映经济、人口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预算指标( Kelley，1973)。同时，抚养比在反映实际经济负担时，还受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Kleiman，1967) 。不同国家受不同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业率。利用中国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发现，理论老年抚养比和实际老 年抚养比有很大差异，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是影响老年抚养比偏 离的主要因素(肖周燕，2004)。当然，抚养比作为人口学分析的常用指标，在用来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虽然有很多不清晰与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学者认为抚养比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重大经济意义( Philip，1959) 。也有学者认为抚养比通过测量“过剩人口”的变动反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优于人均收入的指标，并且在缺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均收入数据时，抚养比数据通常是可以获得的。因此，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标之一，有一定的优势。于是抚养比这个指标在当今人口学界得以广泛使用，而关于它的精确性和实际代表性却少有讨论。

　　《中国统计年鉴》中常以 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被抚养人口，把 15～64 岁之间的人口作为抚养人口。历年统计数据和很多研究一致显示中国的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并伴随 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两个过程，且前者下降的速度快于后者上升的速度是导致抚养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简单地把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进行相加得出总体抚养比下降的结论是否科学，少儿人口给劳动力带来的经济负担与老年人是否相同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由于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消费差异较大，并不能做简单相加，否则可能被抚养人口总数相同，但由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不同也会导致实际被抚养负担完全不同; 其次，处于不同产业的劳动力人口的实际抚养能力也大不相同，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的生产能力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在比较不同年份或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抚养比时，有必要引入产业结构的指标，使得理论抚养比更加接近实际抚养情况，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