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我国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所谓“人口红利期”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 但蔡昉认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

　　蔡昉分析，中国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显著地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运行。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是在中国人口面临就业压力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命题假说，现在研究虽然较多，但仍然需要厘清一些问题。

　　1.劳动力增长的经济绩效问题

　　什么因素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又有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这种增长可持续性的丧失，除了国际环境、社会安定、体制效率等必要的宏观条件，以及诸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之外，人口发展因素也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特别表现在年龄结构上面。不过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而且其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它增长条件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因此，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是自动的，人口转变带来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本身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由理论人口红利向现实国民财富的转化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拉美人口因素非常有利，却没有因此受益，从1975年到1995年期间人均收人增长年均只有0.17％，与东亚6.18％的增长速度相形见绌。这都归因于糟糕的政策。研究表明，如果拉美当时采取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平均增速本来可以至少翻一番。如果这些观点正确，那么进入人口变迁期的发展中国家就有且仅有一次机会来兑现人口红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Jaeksonetal．，2004)。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目前影响人口红利转化的因素颇多，应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与人力资源政策、就业制度和政策、退休年龄、养老制度等宏观公共政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进行反思，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与前景，确定人口红利与上述相关公共政策领域应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设计“漏损”、浪费的潜在红利的“回采”计划。因此，若使可就业人口更具生产力，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强烈的投资和储蓄动机以及高标准的卫生保健和教育体制都至关重要。如果这些都能实现，那么随着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促进经济增长。

　　2.人口红利期限的判定问题

　　对于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学者之间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田雪原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升高到占总人口65％以上，如以从属年龄比低于0.5作标准，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田雪原，2006)。彭希哲教授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的更早(彭希哲，2005)。王德文教授、蔡防教授等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学者沈君丽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在1971年逐步开启，到2015年到达低谷，这是中国人口最具有生产性的阶段。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未来年龄结构变化主要呈现出二大特征：显著的“人口红利”和迅猛的人口老龄化(见图)。

　　人口红利的时间长度与程度取决于死亡率、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时间差。以总抚养比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测量的基准年龄，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人口红利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从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还有20多年，然而在未来20多年持续的“人口红利”时期，要为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意味

　　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期，如果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可能失去持续性。与此同时，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2％，养老压力巨大，需要近几十年通过经济发展聚集更大的物质财富，中国人口红利的短期时效性与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性矛盾十分突出。

　　3.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红利漏损”问题

　　人口红利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一般假定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将失业问题归结为短期的商业循环和经济波动问题，即是说模型中假定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反应人口的经济负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必然会打折扣。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很大，产生一种不利于获取人口红利的倾向，在人口红利收割阶段，同样存在人口红利“漏损”群体。

　　其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其二，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却不高。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假设农业需要1.78亿的劳动力，这样计算出的2002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有2.07亿，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39.7％。如果加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后不干农活的0.4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到2.5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48.9％，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红利漏损量达到48.9％。

　　其三，教育过度与知识失业问题显现。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有近30万毕业生未能就业；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145万猛增至212万人，增幅达46．2％，2003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70％，64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岗位，2004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只有73％，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广为社会关注的难题，到2007年，100万左右的新增大学毕业生难以实现与经济机会的结合。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具有不可储存的特点，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121必须通过与就业岗位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潜在的人口红利也才得以实现。因此，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年龄结构优化并没有显示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由于初始条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兑现红利的渠道，由此带给中国目前更多的是就业困难的困扰，而不是收割人口因素提供的经济增长红利。

　　4.从劳动力数量供给视角看红利消失后的经济绩效问题

　　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教育红利”正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最主要的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同样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