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奇迹是1953年到1996年间首尔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汉江贯穿了韩国首都首尔的中心，将首尔分为江南和江北，故以汉江为名。这个名词是从描述原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复苏的“莱茵河奇迹”一词借鉴而来。

　　第二次汉江奇迹被认为是指在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结束后，娱乐产业韩流的崛起，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壮大，造船、信息产业、汽车等行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韩国人均GDP达到22700美元，列世界第15大经济体。

　　汉江奇迹也泛指朝鲜半岛停战后韩国经济的腾飞，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汉江奇迹不仅表现为韩国经济的成就，也包括了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韩流”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等。

　　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走向复苏，60年代韩国成功地推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70年代跻身于新兴工业国(地区)行列，8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90年代初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努力目标。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是韩国的支柱产业。 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社会之一的韩国从1962年开始认真着手发展经济。在不到40年之中，韩国取得了被誉为“汉江奇迹”的经济成就(汉江是横贯汉城的一条河流)。这一惊人的进程改变了韩国的经济，成为韩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1，以出口增长为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大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根本转变。在这一战略基础上，韩国实行了很多发展计划。这使1962至2002年韩国的国民总收入由23亿美元增加到4,77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由87美元增加到10,013美元。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清楚表明韩国的经济计划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2，危机意识，再加上韩国国民的奋斗精神，带来了韩国经济的惊人崛起。 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旦夕巨变的紧张感，无法弥散的民族悲情，决定了韩国人身上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国民性格，韩国人称为“han”意识——“恨”。韩国人性格暴烈，态度决然，在事涉国家关系时的举国一心、同仇敌忾，也都源于此。 著名的“企业家皇帝”、韩国过去最大的企业——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说过一句话，恰当地表达了韩国人的急迫感：“韩国有什么?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我们的国民和双手！”

　　3，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韩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也加快了这一发展。1996年，韩国成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第二十九位成员国。

　　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务实、前后一贯性和坚决程度

　　朴正熙总统在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掌权后，就许诺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保证国家安全。他相信，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对政府实行改革。他打算用一种把权力和权威集中于总统的政府形式替代已有的内阁制。朴总统还看到，需要一种组织来制定前后一贯的经济政策，并协调其实施。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他批准了建立经济企划院的建议。成立于1961年的经济企划院具备了几个原属不同部门的政策职能：(1)计划职能，这最初是由处理战后美国援肋的重建部负责；(2)有权准备政府的预算，这是从财务部转移出来的；(3)具有收集和评价国情普查及其他统计数字的职能，这是从内务部转移出来的。经济企划院也负责和管辖外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经济企划院有三个主要职能：(1)计划和制定经济政策纲领；(2)协调由各部门实施的经济政策；(3)在连续的基础上评价由各部门实施的政策内容。

　　二、韩国的官僚机构及经济企划院领导的有机配合

　　韩国官僚的大部分由通才组成。这反映了一个儒家观念，即认为有较高学问的人一旦专心致意，就能处理几乎所有的问题。部分由于这种观念，韩国的官僚在走向下一个位置之前，很少在一个位置上呆很长时间。另外，与别国的官僚一样，韩国的官僚还要注意一些紧急的和短期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就建立了几个政策研究机构，在专门知识扣技能的基础上研究长期问题。研究机构之一是1971年成立的韩国开发院，其主要职能是帮肋经济企划院制定中长期经济政策。该院主要由在国外受过教育、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组成。韩国开发院的成功推动了其他行政部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例如，教育部在1972年成立了韩国教育开发院，农林水产部在1978年成立了韩国农业经济研究院，建设部在1978年成立了韩国人力配置院。到1992年，韩国至少成立了10个类似的机构。

　　三、实业界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促进

　　几个世纪以来，韩国并不是一个企业家精神比较发展的国家。由于儒教的影响，商人和实业家都处于社会层级制的低层。这种传统即使在日本占领期间也仍然存在。在二战后美军占领的3年间，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完成后，这一传统开始有所变化。因为一家最多只能拥有3公顷土地，所以，许多传统上很受尊敬的地主被迫到一些新领域(如实业)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不过，在韩国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的前夜，实业家阶层的崛起无论如何都没有完成。当然，在朝鲜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一些实业家也努力变得富裕起来。但是，这些实业家都被怀疑是通过非法手段(如贿赂)把钱赚到手的。考虑到大众对实业家继续存在的偏见，朴总统就在掌权不久以涉嫌用非法手段积累财富的理由，逮捕了大批韩国实业家，包括三星集团的现已故去的创始人。但是，韩国总统很快认识到，要成功地实现自己设想的发展目标，就要有一个庞大的实业家阶层来行使企业家职能。所以，他决定要建立这样的阶层。建立方式可谓多种多样。

　　首先，如上所述，他对那些确信有能力做政府期望之事的人提供许多财政刺激。其次，他用特别奖金和奖章奖赏成功的实业家。这种奖励也能够提高这类实业家在韩国民众中的威望。最后，政府密切参与实业。韩国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最初是与企业共担风险。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以为投资提供资金，所以需要吸收国外资本。由于韩国企业没有强大到独立吸收国外贷款的程度，所以政府对还本付息都提供担保。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与企业风险共担做法也扩展到其他领域。政府与私人企业的合作关系还常常以非直接的形式进行。政府一旦需要控制某一产业中的私人企业的行为，常常通过工业协会进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韩国的工业协会很多是在政府推动下成立的，而不是出于私人企业的自发愿望。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不管协会怎样建立，协会的行政人员几乎都是原政府官员。原政府官员当然是游说政府的说客，但也是政府对产业施加影响的便利渠道。

　　总之，在过去的30年里，韩国政府、研究机构及实业界对韩国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韩国特有的一些文化和历史因素也一直影响着该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因素包括:(1)儒教的作用;(2)日本的影响;(3)朝鲜战争的影响;(4)南北分裂的影响;(5)美国在韩国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加快大企业结构调整，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实行的是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了数十个超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曾在一定阶段对经济发展起过带头作用，但因长期受到较多政策扶持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盲目扩张，随意借外债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盲目推行多元化经营，影响主营业务的发展；注重规模扩大，疏于技术改造；内部管理不规范，企业竞争力下降。积累的矛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集中爆发，从而彻底粉碎了“大马不死”即企业规模越大就越不会破产这个被韩国企业界奉为“神明”的模式。在过去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集团中，目前仍能维持原有地位的寥寥无几。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宇集团已经解体；汉拿、海泰等4家集团或者被法庭管理或者破产；双龙、东亚等7家集团被列入整顿之列……。

　　无情的事实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关键的问题不是企业的大小，而是竞争能力的强弱和企业效率如何。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后， 政府就大力度地对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首先，推出了“企业互换”政策，通过企业之间合并、分离、出售等产业置换，迅速淘汰集团下属的劣质企业，使这些大企业集团把主要力量放在原先已确定的重点经营领域上来。如现代集团1999年减少了48家下属企业，今年还将减少7家。LG集团、鲜京集团等去年

　　也分别削减了15家和10家下属企业。三星集团去年通过清理23家所属企业，将主要经营领域已经集中于半导体、信息通信等占优势的行业。目前韩国大企业集团主要产业的分工基本形成：现代集团独占汽车工业的鳌头；半导体工业形成了现代和三星并驾齐驱的局面；家电工业主要为LG、三星和大宇电子公司三家鼎立；鲜京则在能源和化工行业领先。其次，政府要求消除贷款的交叉式担保，促使企业变卖自己的优良资产，用变卖所得补充自有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使得30家大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水平由危机发生时的500%按要求在1999年底降至200%。再次，韩国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民营化的方法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后，政府提出了“98民营化计划”，并被分阶段实施。第一批公布了11家企业，其中5家如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在一年内实现了民营化。第二批公布了55家企业，其中12家在一年内实现民营化，其余在2002年之前完成。由此韩国国有企业的2/3将通过出售股权实现民营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资本也被获准同国内资本一样购买股权。此外，政府还在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和提高经营透明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范，如为与国际接轨使企业帐目如实反映经营情况，全面实行了国际标准的复式会计制度；为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强化董事会功能和股东监督功能，增加了公司外人员担任理事，扩大小股东权利等要求。

　　整顿金融秩序，改革官治金融理顺监管体制。

　　韩国的金融业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政府管制过多，突出表现在融资方式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用控制金融机构的办法掌握着资金分配的权力，同时还限制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由此金融业成为改革滞后的部门，不仅银行自有资本比例过低，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结果造成了金融机构的大量呆帐坏帐和巨额债务，并由此引发危机。

　　韩国对金融业的整顿始于1998年上半年，采取了清退破产、合并及向海外出售转让三项措施。如关闭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恶化、恢复无望 的5家商业银行，将7家银行合并成为实力雄厚的超大型银行，并把最早发生危机的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通过国际招标拍卖给美英财团，把双龙证券公司50%的股份卖给了美国早安公司。此外，政府还对大量借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短期资金，在韩国发放长期高息贷款从而加剧国家外债结构不合理、规模过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综金社进行了整顿，关闭了16家，要求余下的14家限期按标准整改，使其自有资金的比例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水平。

　　与此同时，韩国突出强调放弃政府对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改为通过金融监管委员会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鉴于各种金融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分立的监管部门不利于统一、高效监管的情况，韩国将原来分立的四个监管部门(银行监督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保险监督委员会、非银行监督局)于1998年4月1日改组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由其负责制定、修改监管条例，规定金融机构的操作范围，解决有关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与批准问题，解决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监管问题等。并以五大原则(自由市场机制原则、保护消费者原则、承担责任原则、透明原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原则)为依据，履行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

　　转变增长方式，扶持高科技产业及风险企业发展。

　　爆发金融危机后，人们对本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普遍认为韩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外延扩张型和速度型发展模式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发展模式使速度成了韩国以往几十年中经济发展的生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投入大量的物资、人力和资金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市场需求品种少、大批量的时候还行得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进入开放化和信息化时代，技术、信息、质量等的作用愈发重要，韩国仍热衷于走速度型外延增长道路，缺乏成功的产业升级相配合，由此导致了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赶不上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加之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又遇到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而在危机前夕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这是酿成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基础原因。

　　经济危机的教训和国际社会对高科技领域的争夺，使韩国政府和企业猛醒。为了扶持高科技产业，促进经济恢复并积蓄发展后劲，提高韩国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实施了“21世纪精英工程”，即从1999年至2005年7年间，每年投资2000亿韩元，以信息通信网络、计算机、人文科学等为重点兴建研究生院和大学14—17所，在汉城大学等高校内兴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同时政府重视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的开发，鼓励向“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向作为韩国今后经济发展“主力军”的风险企业投资。

　　为此，韩国政府不但确定了1万亿韩元风险企业基金的来源，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措施，如设立“韩国技术交易所”，促进技术转让和商品化；建立“国际技术代理人”制度，以吸引海外韩侨科技人才；在中学开设培养企业家精神的课程，在因特网上开设“网络风险企业大学”以培养人才。针对风险企业大多集中在汉城地区的情况，政府还特别注意将创办风险企业的热潮引向地方城市，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20个风险投资区。韩国的大企业财阀们也在实践中认识到，现存的“烟囱产业”已快走到了极限，若不发展具有无限潜力的电子、信息通信等风险企业，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各财团已开始将大量资本由过去投向“重、厚、长”大型设备投资的模式转投至新兴科技产业之中。从1999年末至2000年4月初仅4个月时间，现代、三星、LG等大企业财团已累计投入了12亿美元资金，用来收购国内风险企业的股权。如今在韩国，风险企业正在以每天10家的速度迅速增长。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在1998和1999年中，韩国创办的风险企业近5000家，其中大部分是在1999年一年中涌现出来的。仅一年中，它们就创造了27万多个就业岗位。据韩国政府的预测，至2005年，风险企业的数量将增至4万家，创造就业岗位120万个。与产业结构升级、风险产业投资增加相联系，大力网罗人才的争夺战在韩国也已迅速展开。为了留住人才，大企业集团纷纷推出新政策，如对技术人才实行“股票优先购买权”；对经营利润超过指标的部分进行“成果分配”；打破论资排辈惯例大胆起用年轻技术人才担任领导职务；提供优惠待遇广招海外高级人才等。目前，风险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两年来韩国在数码电视、大屏幕电视、环保型汽车、半导体等方面不断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出现。最近，三星电子又领先制造出520兆超微型存储芯片，预计它的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万美元，2004年达到411亿美元。

　　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

　　韩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发生后资金潮水般外流，境内资金极度匮乏的困难局面，为从根本上防止外资流出和吸引外资重新注入，于1998年5月颁布了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具体有：放宽对外国人在韩国投资的限制，韩国企业中外国人持股的最大比例由危机前的50%扩大到55%；放弃对短期金融市场和期限在5年以内国外贷款的控制；准许财务健全的企业自由借入海外的短期资金；开发外国银行在韩国的外汇贷款业务；开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实行衍生金融交易自由化；放宽对外商投资产业种类的限制，开放不动产市场；允许外国企业收购韩国国内企业，在1148个行业中，只有22个行业保持不对外开放；改善对外国投资者的服务，减少投资程序，提供一次到位服务。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其他辅助措施，如重点外商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前7年全免，7年后3年免收50%)；提供为期50年的低成本租用土地；建立自由投资区，地点由外商自己选定等。

　　上述政策和措施稳定了在金融危机中起伏不定的韩国金融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同时也使得国家的信用度回升。1998年，韩国的外国投资增长率在亚洲国家中居于首位，增长了27%，达88.5亿美元。1999年外资流入额更是一路上扬、成倍增长，全年引进外资额高达155亿美元，为韩国经济复苏并步入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韩国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对外资开放及能够提供充足风险资金的资本市场。这个类似美国华尔街股市那斯达克市场的二板市场—高斯达克证券市场，为大量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财源保障。目前，韩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正在积极与海外投资基金合作，扩大融资规模。

　　长期的素质教育收到实效，强烈的民族精神对摆脱危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韩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同其长时间以来重视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注重民族自立精神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韩国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在加强科技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精神教育”，而且从幼儿园抓起，贯穿于小学、中学、大学全程教育始终。尤其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全国上下各种舆论工具利用各种有效形式进行的大力度宣传，更造成了一种国民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环境。

　　正因为具有这种氛围和素质，韩国民众在国家资金极度困难之时，自觉捐款献金，低价出售珠宝首饰为政府筹集了13亿美元巨款；在韩国股市低迷，企业难以进行直接融资之时，股民踊跃入市，使众多渴求资金摆脱困境的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融资度过了财务危机；在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减少国办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1/4工资时，减薪者泰然处之；在韩国经济萎缩、产品外销受阻，遭受着“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困难”之时，国民青睐国产品牌、动用储蓄资金(韩国34%的储蓄率)在国内进行旅游消费等的一致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消费，使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得以扭转，支持经济走出低谷。正是上述在国家陷入危机后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为世界所动容的高度爱国精神和超强的凝聚力，形成了创造“汉江奇迹”的精神支柱，为韩国经济能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率先全面复苏并步入快速增长，创下同样发生危机国家未能达到的记录奠定了基本条件。对此，韩国知识界也高度评价、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