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逆差(trade deficit)也称为“入超”或“贸易赤字”，是“出超”的对称。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半年、一季、一月)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之间的差额。当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相等时，称为“贸易平衡”。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时，出现贸易盈余，称“贸易顺差”或“出超”。当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时，出现贸易赤字，称“贸易逆差”或“入超”。通常，贸易顺差以正数表示，贸易逆差以负数表示。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国会贸易赤字调查委员会于2000年11月发表了一个关于贸易逆差成因的调查报告。在他们看来，其成因主要在于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诸如：其他国家非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对美国的倾销；外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条件以及美国本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消失等。不过，报告更多地是强调外部因素。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3）强调财政赤字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孪生赤字假说”：在巨额财政赤字背景下，货币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不会为财政赤字融资，因此财政赤字会导致利率升高、外资流入、美元升值，从而产生了贸易逆差。

　　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很有说服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又与贸易赤字一样逐年扩大，2003财年达3750亿美元，2004年又猛增至4150亿美元，而2005年预计将达到521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但是，这难以完全解释美国巨额逆差，因为1989-1992年财政赤字在大幅度扩大，但贸易赤字却在缩小；1993-2000年财政赤字逐年缩小，1998年开始出现“扭亏为盈”，2000年更是出现2370亿美元的高额盈余，但贸易赤字却在逐年扩大。即便考虑“时滞”因素，亦不能完全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巨额逆差。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因素在美国当前巨额贸易逆差中的作用，但更多的学者从经济繁荣与旺盛的社会总需求来分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这一观点亦得到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肯定。

　　在宏观经济体系之中，一国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国际收支表现为顺差。故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皆因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总需求过于旺盛。或者说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症结是总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当前，美国总消费约占GDP的82%，而总储蓄率又非常之低，经济系统中内生出强大的进口需求。从美国进口商品的类别来看，美国进口增长的也主要表现为消费品进口的快速增长。2002年消费品的进口比1994年增长了107.3%。从实证研究来看，美国学者斯特芬和克穆一通过对1996-1999年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繁荣至少能解释32%的贸易逆差。

　　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在我们看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旺盛的社会总需求，从而巨额贸易逆差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

　　实际上，从较长时期来看，美国贸易逆差没有损害美国利益，反而对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这些贡献包括：

　　其一，有助于防止美国经济发展过热。因为大量廉价的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可抑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若没有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很难这么轻松地推行赤字政策。布什继任时的2001年，美联邦财政尚有1273亿美元的盈余，但此后由于大规模减税、经济调整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和反恐、伊拉克战事导致财政支出急剧增加，美财政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在这一背景下，贸易赤字扩大一方面是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经济增长中抑制通胀作出了贡献。

　　其二，有助于推动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所产生的竞争效应，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设法提高效率，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就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来看，美国1973-1995年是1.4%，1995-2000年上升到2.5%。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逆差，也基本上是从1995年以后开始大幅度上升的。

　　其三，有助于美国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国际利益。有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为背景，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强硬政策，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他们强化金融支持，加强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同时又强迫他国开放市场，或者干预他国的经济政策。例如，近年来，美国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其四，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级化也作出了贡献。大量廉价的进口商品，使得美国得以依赖国外进口日常消费品，然后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高级地位。例如，在2003年全球信息科技业100大企业排行榜中，美国75家，日本仅4家。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福利分析，由于它们属于朝阳产业，利润率高，其所获得的福利是普通初级产品所不能比拟的。

　　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相对上升的失业率，也与贸易逆差关系不大。自2000-2003年6月，美国制造企业失业人数高达260多万人。由此出发，美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归之于巨额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美国2004年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71%的美国民众相信，来自中国的竞争是导致许多美国人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其原因在于，他们的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约12%，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贸易逆差不是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再考虑到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伴随巨额贸易逆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