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由于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两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通过制度变迁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就说存在“制度红利”。

　　制度经济学的认为这两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加上劳动力投入，资本（资源）投入相对等的经济活动的成本。（很像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资源的关系）。当我们已经在劳动力（人口红利），资本资源（粗放型发展，投资拉动型发展）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剩下拉动经济超速发展的最好动力就是制度红利了。

　　说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动力，有两个词是不可不提的，一个是制度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不过在这不到三十年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革，这三个阶段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各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是1978到1989年。当时的改革说到底是放松了以前的制度管制，从而让民间的创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个时候的“制度红利”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解放”的红利，就想一个弹簧一样，已经被压了很久，现在松一下，自然就能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个时候的“人口红利”也不过是人的自发的创造力的迸发，当时在中国设立工厂的跨国公司还不多，因此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当时还没有体现为一种竞争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 1992年到2004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起点，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为政府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都将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同时大量的外资被引进到中国来。此时的“制度红利”体现为举国发展经济的制度带来的优越性，以及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模式带来的制度优势。此时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上，“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主导的经济模式。虽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是很大，但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却影响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外资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过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在于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都与人口有关。中国这个时候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和大有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这些都与制度有关，此时的中国政府更像是一家有上千个子公司的集团公司。

　　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优势，但也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弊端。比如说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政府官员权力大大增加，腐败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日益增强，内需相对不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贫富差距被人为加大，目前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各种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社会处于一种高度变动的状态，社会治安恶化。

　　第三阶段是2004年以后，这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和“和谐社会”，几乎就是对第二阶段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很强劲，但不可持续。而“自主创新”和“和谐社会”正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前两种“制度红利”还在起着作用，但其助推火箭的燃料已经将要耗尽，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公司和国际的科技水平，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中国目前的低工资策略将证明是不可持续，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害的。低工资导致内需不旺，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导致自主创新动力不强，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提升人力资本的品质，导致社会发展出现许多畸形的东西。中国以前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可持续，建议政府象 1960年代的日本一样，强制提升工资，这样的做的好处是让中国的经济品质尽可能快地升级，中国的人口素质也尽可能地升级，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

　　不要担心提高工资会导致大量劳动机会的丧失，关键不在于工资成本优势，而在于整体成本优势。如果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生产效率，其总体成本并没有上涨多少，而且体现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真正提高了，让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企业家和外国资本。再说，中国现在重点不是担心劳动机会向越南这样的地方流失，而是尽可能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劳动机会。

　　如何将“人口红利”转为为真正的“人口福利”，这是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如何获得第一桶金，那么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如何利用好这一桶金，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更重要的是，让人民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因为正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应该反映到社会发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