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以不同形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亦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的意识形态而开始出现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反映了当时产业资本的要求。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配第开始，经由斯密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经由魁奈创立的重农学派，到西斯蒙第结束。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最初理论研究的是15～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只着眼于流通领域，只考察商业资本运动——流通领域中商品之间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并且侧重于国家经济管理，因而只能反映当时商业资本的要求。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产业资本逐渐掌握整个社会生产，并使商业资本从属于自己，重商主义逐渐被新兴资产阶级所摒弃。

　　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分析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所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标志着这个过渡的开端。尽管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都只是对当时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些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议，形成一些片断的经济理论，但他们都力图透过表面的商品交换关系，去发现反映事物本质的生产领域中的内在联系。他们提出的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法国的重农学派和英国的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把农业看成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的限界内去分析资本，以“纯产品”学说为核心，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斯密以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为研究背景，在发展经济科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1776年出版的他的最重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宣布劳动是价值的来源，企图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接触到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正确地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即资本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达到了顶峰。1817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最能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具有科学论点的代表作。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比斯密更为精确的论述，并摒弃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论”（见a.斯密）的庸俗观点。他的功绩在于把劳动创造价值看作是分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出发点，而把所有其余的政治经济学范畴都归结到这一原则之内。他把工资和利润看作是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两个部分，这实际上是把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他第一次指出了工资和利润二者在数量变动中的对立以及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表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作为产业革命时期的产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消除了斯密体系中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不够发达所引起的矛盾，发展和加深了斯密理论中所包含的科学成份。

　　(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价

　　由于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上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和谐、永恒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理论都包含有庸俗的成份和严重的矛盾。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对劳动价值学说作了最初的探讨，但观点很混乱，往往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混为一谈。重农学派局限于分析农业生产，没有提出正确的价值概念，无法清楚地阐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因而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理论。斯密无法解释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交换所产生的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由劳动价值论转向“三种收入决定论”，即所谓“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李嘉图虽然制定了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不能区分劳动力与劳动、价值与生产价格，他在剩余价值的研究上陷入困境，最终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微。西斯蒙第与上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他从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转而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合理性，成为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法两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生存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古典政治经济学适应于这一历史条件，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作些实事求是的探索，具 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

　　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而产生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①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②近代庸俗经济学（亦称传统庸俗经济学）；③当代庸俗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这时，揭示出资本剥削实质的剩余价值成了资产阶级十分害怕的爆炸性问题。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担负起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任务，它以揭示剩余价值起源的劳动价值论为主攻方向，开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这种庸俗化的具体手法是，抓住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学说中的庸俗成份和错误观点，阉割它的科学成份，以资产阶级眼光所看到的表面现象为依据，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本质联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

　　萨伊是庸俗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他创立了所谓“三分法”，把生产、分配和消费看作互相并列的一般形态，抹煞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他发展了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观点，完全阉割了劳动价值论；他由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理论。在销售论上，他提出所谓“供给能够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存在供求脱节和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这就是至今仍然很有影响的“萨伊定律”。

　　马尔萨斯在对斯密学说加以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他抓住前述李嘉图无法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未能区别劳动和劳动力，未能解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猛烈攻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进而攻击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这场论争最终促成了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

　　到19世纪30年代，庸俗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如生产三要素说、以效用或生产费用为中心内容的价格论、“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萨伊定律等，已经开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二)、近代庸俗经济学

　　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史中，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可算是近代庸俗经济学时期。在这约一个世纪中，庸俗经济学有了进一步重大发展，其中主要以两次庸俗经济理论的大综合、大调和为标志：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j.密尔的经济学说；第二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a.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经济学体系是19世纪中期以前马尔萨斯、萨伊、j.密尔、西尼尔（1790～1864）等人经济学说的混合物，1848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曾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几十年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最流行、最有权威的教科书和理论读物。

　　j.s.密尔的经济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形成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他的价值学说是19世纪上半叶一切庸俗价值论观点（相对概念论、劳动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的综合，核心是生产费用论。关于利润，他基本上接受了西尼尔的节欲论，并进而把总利润分解为利息（“节欲”的报酬）、保险费（“投资风险的报酬”）、管理工资（资本家领导生产“所付出的劳动和技能的代价”）。关于工资，他承袭了工资基金说。但是，j.密尔承认并强调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的付出成反比例的，这是他与庸俗经济学的一般辩护士有所不同的地方。j.密尔不仇恨社会主义，但他抱有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风行结束了j.密尔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边际效用学派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政治经济学根本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企图以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改造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边际效用学说的核心理论是直接对抗劳动价值学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同时包括时差利息论、一般均衡论等庸俗理论。边际效用学说强调主观心理分析，倚重数学分析方法，具有超阶级、超社会形态的、“纯科学”的外貌，迎合了众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辩护心理，对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问世。它集 19世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庞杂的庸俗经济学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马歇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自然不会飞跃”的渐进观。他运用连续原理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变化，用主观心理动机去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商品的均衡价格，因而均衡价格论就是他的价值论；他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分配论，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说（即除劳动、土地和资本外，还应包括资本家的“管理才能”），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生产要素共同协作创造的，而各要素在其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他主张自由放任原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充分就业的自动均衡趋势。马歇尔把他的这一经济理论体系区别于他所说的 “古典经济学”（包括上述除边际效用学派之外的、从斯密到j.s.密尔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经济学界广为传播，占据统治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1933年，美国的e.h.张伯伦（1899～1967）和英国的 j.罗宾逊分别提出了基本原理相同的垄断竞争价格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对马歇尔的以“完全竞争”为假定提前的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修订和补充，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达到它的“完成”形态。

　　此外，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百余年间，西方经济学界还先后出现了和以上流派不同的历史学派（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德国，70年代以后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制度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瑞典学派（19世纪末创立于瑞典）。其中，瑞典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学派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对由马歇尔集大成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最初的挑战。它的主要创始人 k.维克塞尔（1851～1926），把货币分析引入经济分析，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率先反对萨伊定律、破除自动均衡教条、主张国家干预的第一个人，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先驱。

　　(三)、当代庸俗经济学

　　当代庸俗经济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从世界范围内撼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垄断资本按照它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更多地采取国家垄断资本形态。对这一新时期的新特点，传统的鼓吹自由放任、笃信充分就业均衡的庸俗经济理论再也不能自圆其说地作出解释了，资本主义需要新的辩护学说和政策依据。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形成均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对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发起“攻击”，形成凯恩斯主义。该书的问世，成为近代庸俗经济学和当代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迅速传播，并使它成为多数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长达30多年之久。但这并未结束战前西方经济学各家并存的局面，只是使其他经济学流派长期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新问题，其中特别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见停滞膨胀）的同时加剧，使得习惯于解释和对付二者交替现象的凯恩斯主义陷于困境。为了解释新现象，寻求新对策，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各显“神通”，甚至互相攻击，形成流派纷纭的局面。

　　凯恩斯经济学的不同解释者之间形成了以p.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与以罗宾逊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大分支，它们就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乃至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激烈论战，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至今仍相持不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派别如f.von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美国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从不同的角度主张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它们的理论分别在英国、联邦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重视和采纳。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的制度学派进一步演化为新制度学派，它以较“左”的姿态出现，强调应从制度结构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质）上剖析资本主义的病症和提出处方。此外还有对北欧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具有重大影响的瑞典学派，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衣钵而又突出“创新”作用的熊彼特学说，受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及熊彼特、凯恩斯影响而形成的罗斯托（1916～ ）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其他一些自成一家之言者，它们都从不同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仍有发展前途，或者可以自动演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类似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企图混淆视听，曲解或诋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尽管分属不同流派，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有效运行这一共同目的，也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都提出了多种不同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战略的需要，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及其原因，提出加速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张，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理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几乎所有著名的西方经济学者都涉及福利经济问题，并提出各自的福利经济学。此外，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消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形成通货膨胀论，对现行的政府干预与私人经济并存，垄断与竞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形成所谓“混合经济”理论，等等。一般来说，对于每一个研究课题，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都依据各自不同的观点、方法，得出不同的政策结论，但这并不排斥他们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存在互相影响、看法一致的可能性。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并列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分析，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自动均衡与和谐完美。它是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分析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一再补充和扩展，已经逐渐形成规范化的分析体系。宏观经济分析，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倡导和组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谋求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它是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的，但直至今日，争论甚多，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体系。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统计学的发展，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以经济现象的可计量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和发展了经济计量学（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预测方法等）。为了追求所谓理论分析的“科学性”、“精确性”，许多西方经济学者（新制度学派为少数例外）都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将自己的经济理论数量化、模式化，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本身的肤浅性、片面性，往往使他们的模型和计算结果缺乏应有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近代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质上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就其整个理论体系而言是庸俗的，但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某些具体的理论、方法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例如，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关于宏观经济控制的研究、关于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所可能引起的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等等），仍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