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勒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二战”期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他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自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近80岁退休。2007年5月9日，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逝世，享年88岁。钱德勒在哈佛求学期间，曾经直接受到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熊彼特以强调“企业的创新是经济发展动力”而著称，钱德勒则比任何学者都更多地为这个主题提供了实质内容。

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钱德勒不仅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同时还在该书前言中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

(1)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

(2)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

(3)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

(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

(5)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

(6)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

(7)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

(8)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

《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Newcomen)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 (Bancroft)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得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

1962年，钱德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若干篇章》。他以杜邦、通用等四家企业为主要案例，详细考察了20世纪前期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的过程，并提出“结构跟随战略”的主题，即企业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由于这部名著，钱德勒被认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而战略与结构的互动，也从此成为企业战略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1977年，钱德勒的第二部主要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问世，并于1978年赢得了普利策历史奖。在这本书中，钱德勒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职业经理在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义为“管理革命”。这一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重要的资源分配手段。

钱德勒当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整体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成为决定商品和服务提供的首要力量”；但是，“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从原材料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销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流程，并将其一体化”。重要的是，他认为大规模管理组织对生产、营销过程的协调和对企业主的替代，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

1990年，即钱德勒72岁那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部标志性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在这本书里，他的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舞台。钱德勒从美、英、德三个主要工业强国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考察它们从1870年到1990年的动态发展。他证明，是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后者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处理成生产要素或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来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也不只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他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

在大企业三部曲先后完成后，钱德勒于1993年结束了对个别公司的考察，开始把研究重心放在对高技术工业以及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演进历程的总结性剖析上，当然，研究的路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要从产业中重点企业的评述着手，是这些企业决定了国家中整个产业的命运。这一阶段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05年问世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在以其熟练的编年史手法创作的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教授雄辩而完美地展示了他逐步深化的关于产业变革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遵循某种认知路径的企业综合学习基础。这种综合学习基础被解释为进入某个特定商业利基市场时所需要的 动态组织知识和组织能力。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企业综合学习基础初步确定了一个产业组织学习的连续路径，正是它们确立了一个产业演进的方向。

钱德勒终其一生，坚信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钱德勒也始终认为，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管理能力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被锻造出来。他曾评论说，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企业有关的决策只能由计划机构做出，因而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从组织能力的角度看，大企业不可能由行政命令所拼凑。

同任何学者一样，钱德勒的一些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评。例如，有人批评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也有人质疑：“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否已经过时？还有论者批评他只关注高层管理，而忽视了劳工问题。这些意见各有其道理，但无人否认钱德勒的贡献。

事实上，对钱德勒为人及其研究的争议之少，在学术界是罕见的，因为他的成就是压倒性的；只是因为他的研究，人们才对现代大型工业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演进动力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他治史严谨，结论证据确凿，为企业史乃至一般学术研究都树立了标杆。

• 《李维坦：多国公司和新全球史》(合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 《工业世纪的成型：现代化工业和制药业的惊人故事》，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
• 《发明电子世纪：消费电子品业和电脑业的史诗般故事》，自由出版社，2001
• 《由信息转型的国家：信息如何把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转变到当前时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 《动态企业———技术、战略、组织的作用和区域》(合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 《大企业与国家财富》(合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
• 《规模与范围》，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 《管理者的科层：现代工业企业兴起的比较性透视》，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
• 《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者的创新》(编)，阿诺出版社，1979
• 《杜邦和现代公司的造就》，哈泼与劳出版社，1971
• 《铁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5
• 《战略与结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2
• 《普尔———编辑、分析家和改革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
• 《罗斯福书信集》(合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54

其中有三部公认为经典的著作《看得见的手》、《战略与结构》以及《规模与范围》其中以《看得见的手》最为著名，这本书既获得了历史著作最高奖———班克洛夫特奖，同时也因此详尽的调查式的描述，获得了传媒界的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