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制度经济学发源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正进入全盛时期。然而在美国，这个一方面拥抱着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极度宽容异教徒的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称之为制度主义的异端思想流派。这是一个反正统理论的学派。这一学派在美国有过兴盛，也有过衰落，经过一百年的磨难，老制度主义的影响仍然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制度分析中驻存。

　　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3u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第二阶段主要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这是老制度主义从“旧传统”到“新传统”之间过渡的阶段，也就是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人到加尔布雷思和包尔丁等人之间经济理论过渡的“桥梁”，这一阶段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中，最重要的是米普斯和叭利等人。制度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大体上是从50年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加尔布雷恩、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美国经济学家以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叫j老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由于这三个创始人的理论风格和具体理沦观点卜的分歧，他们分别成为了制度经济学中社会心理学派，社会法律学派和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以及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或者是康芒斯提出的与新制度主义联系更为密切的一种学说，即法律、产权和组织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老制度经济学产生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产生是对美国当时经济生活的一种反映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世界上社会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是聚敛大量财产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生活艰难和饱尝失业威胁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伴随着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和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大众和破烂的贫民窟。当时，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美国的老制度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具有一种叛逆的特点。老制度主义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面貌出现，他们以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自居。凡勃伦是老制度经济学派形成的代表人物，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批判的基础上，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进科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他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只是运用一些静止的和先验的固定模式来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与实际社会的脱离(凡勃伦，1898)。

　　关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思想，凡勃伦认为他的思想直接源于达尔文，他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的，演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老制度主义主要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人为代表，总的来说，老制度经济学有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以凡勃伦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另一条是以康芒斯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人把米契尔的历史资料统计归纳法单独作为一条研究路线)。前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的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该理论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康芒斯传统则强调交易、产权和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化受法律、产权和组织的影响(康芒斯，1934)。米契尔作为凡勃伦的学生，有人把他的研究并入凡勃伦的研究框架，其实是不恰当的。米契尔虽然和凡勃伦一样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但他更重视理论的实效和经济周期变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他的研究方法也和凡勃伦不同，他是以统计和实证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其实，除了上述三条线索以外，自称是老制度学派的人物还有很多，观点也是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信仰大都相近，大都更加重视使用价值和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系统演化中的作用。

　　由于老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范式采取一种仇视态度，并且缺乏某种实证的研究纲领及方法，老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斯蒂格勒，1983)。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老制度经济学是不屑一顾和冷嘲热讽的，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宣布老制度学派已经死亡(张宇燕，1993)。其实，从老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本身来N-，其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各个流派的繁杂；缺乏一个统一的和规范的研究范式；只能用一些定性分析方法来阐述问题而无法用定量和规范的数学模型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律等。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40—50年代以后就更加突出，由于在这个时期，科技进步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而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稳定了主流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老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阶级矛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大大缓经济学研究解，二是老制度经济学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落后，其在主流经济学的打压下逐渐衰落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一些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追随者在1958年成立T“沃德曼小组”。1965年“沃德曼小组”政名为“演进经济学学会”，即著名的AFEE，并推选凡勃伦思想的继承者艾尔斯当选为首任会长。1967年该学会有了自己的会刊《经济问题杂志》，特别是到了1971年当萨缪斯担任该杂志主编以后，该杂志名气逐渐增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表彰在制度经济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该AFEE协会还在1970年专门设立了一项“凡勃伦一康芒斯奖”。我们熟知的后制度经济学家(老制度经济学家的继承者)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都曾是该奖的获得者。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后制度学派，其主要思想还是以继承凡勃伦的老制度经济学思想为主，比较起来，他们更加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他们也更加重视国家Nt节的积极作用(信奉凯恩斯主义)。加尔布雷斯强调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劳动、资本和资本家，而是机器、技术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格鲁奇使用“机能整体的方法”来描述制度演化和变迁的特征，也就是努力研究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看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通过这些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来考察和分析制度的演化规律。他始终坚持技术决定论和国家干预论。缪尔达尔则主要运用经济、社会“整体性因果”分析方法，对社会和制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他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该理论依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的演化和变迁。

　　80年代以后，该学派思想还远播欧洲，在欧洲成立了“欧洲演进经济学会”(EAEPE)，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老制度主义学者很多都是从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转过来的，他们都是在感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静态和理想化的研究模式不可能揭示真实的社会发展的情况后而投奔过来的。很多老制度学家都是以演进为导向，他们始于研究新古典主义，进而开始分离，并转向了制度主义的方向(萨缪斯，1995)。其实，目前后起的老制度经济学家并不是像早期的老制度学家那样提出要全面替代和超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同时，他们也认为新古典主义与老制度主义是可以互补的。其实，这也是大多数新一代老制度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萨缪斯，1995)。老制度主义欢迎并能接受新制度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成就，尽管他们并不赞同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框架。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研究手段的更新，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有向数学化、规范化、模拟化和实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继承其传统演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其理论推理和研究方式也日趋严密，并继承和借鉴了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分析亡具和理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把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其他自然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引进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当中，并取得一定效果。

　　老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产生是对美国当时经济生活的一种反映。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当时世界上社会鸿沟最深的国家,一方面是聚敛大量财产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生活艰难和饱偿失业威胁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伴随着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和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大众和破烂的贫民窟；一方面是公平、民主等华丽的词句,另一方面是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剥削的广大下层群众。当时,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美国的老制度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具有一种叛逆的特点。老制度主义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面貌出现,他们以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自居。凡勃伦是老制度经济学派形成的代表人物,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批判的基础上。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进科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他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只是运用一些静止的和先验的固定模式来研究,其研究结果只能是与实际社会的脱离。

　　关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思想,凡勃伦认为他的思想直接源于达尔文,他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的,演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老制度主义主要以凡勃伦、康芒斯、米歇尔等人为代表,总的来说,老制度经济学有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以凡勃伦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另一条是以康芒斯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人把米歇尔的历史资料统计归纳法单独作为一条研究路线)。前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的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的二分法。该理论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康芒斯传统则强调交易、产权和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化受法律、产权和组织的影响。米歇尔作为凡勃伦的学生,有人把他的研究并入凡勃伦的研究框架,其实是不恰当的。米歇尔虽然和凡勃伦一样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但他更重视理论的实效和经济周期变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他的研究方法也和凡勃伦不同,他是以统计和实证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

　　老制度主义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更加重视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上,是一种对文化、环境非常关注,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的整体价值观。老制度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和效率不仅包括社会的和公共的,也包括私人和个体主义的标准。总的来看,老制度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如凡勃伦的有用性概念、康芒斯和艾伦斯的合理性观点。

　　凡勃伦的“两分法”是老制度主义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和中心,该两分法也是老制度主义的价值理论和效益理论的核心,该方法从工具主义和礼法主义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工具主义是指一种基于因果推理的信念行为；礼法主义是指基于权力、地位、迷信、民俗、传统和惯例上的态度和行为。老制度主义认为二者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受特定价值观支配的人类活动同时包含了工具主义和礼法主义思想,它们同时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老制度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受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必关心最终目标和端点。在老制度学家眼中,技术革新的实施过程也是在“符合工具性”和“符合礼法性”的矛盾过程中而逐渐展开的。

　　另外,老制度主义推崇价值相对主义,而不是价值绝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与文化环境、现代化水平有相当的联系。价值相对主义观认为价值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不可能有详细规定正误的一般标准,也不能作为评价经济惯例或行为健康、正确、合理与否的标准。老制度主义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合理选择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和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政策的标准。老制度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是要受到人类的知识水平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和约束。由上可知,老制度主义的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客观的、工具的、和实用的概念。

　　在考虑人类社会福利的整体价值和对社会进步问题进行界定时,老制度主义非常重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增长的问题。老制度主义对于界定什么是“合理”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关注,它们更加关注的是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前进。另外,老制度主义特别强调民主作为“价值原则”,老制度主义的“价值领域”包括自由、平等、安全、丰裕和美德。老制度主义在解决问题时把互谅互让、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独立的工具价值,社会进步的民主形式也是老制度主义所追求的“价值原则”的一部分。老制度主义还把独立价值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该体制要求政策须由愿对其影响负责者来实施,并且一项新的政策在成为一国之法以前必须民主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里面包含了老制度主义价值观中的相互依存原理和最小失误原理。

　　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资源配置效率是主流经济学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制度经济学家对待这一问题时表现出的价值观是和主流经济学不同的,他们认为社会的权力分配是一个比资源分配更为重要的问题,前者决定后者。老制度学家反对把市场作为经济的引导机制的观点,他们认为,稀缺资源在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中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实际决定因素是那个社会有组织的结构,即是由制度来决定。充其量,市场仅能对现行制度产生影响而已。

　　总之,老制度主义用合理性、有用性、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挖掘人类潜能等概念作为其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去认识问题、提出建议,而不是把某一价值观作为最后真理。他们还认为一切知识的接受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在现实制度世界里——与永恒的、抽象的新古典世界相对良好的政策不能解决现有的实际问题相比,变化了的环境必须要有变化的政策来对应。

　　老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要理解这条主线,有必要回顾一下老制度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老制度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美国已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组织完全统治了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残酷剥削工人,不断排挤中小资本家,美国成了贫富极为悬殊的国家之一。

　　一方面,无论是在美国大城市里,还是在广大乡村中,都存在着可怕的失业和贫困现象；另一方面,富翁们游手好闲,成为有闲阶级,却过着空前未有的奢侈生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反垄断资本的斗争日益激烈。同时,中小资产阶级也因受垄断组织的压迫、排挤而不满,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美国制度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条主线从此贯穿了老制度学派的始终。

　　与正统经济学不同,老制度学派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承认它存在着缺陷,并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正如上面讨论过的,凡勃伦从“有闲阶级”存在的原因入手,认为制度的变迁及制度演进决定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在他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制度进化的积累过程,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弊端在于其进化积累的制度结构本身,即“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

　　归根结底是社会心理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演进的。康芒斯受到凡勃伦的影响并有所突破,重视和强调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曾说,制度经济学就是要以集体行动为研究的起点和对象,对现代资本主义做出新的解释。而在他那里,“集体行动”正是“制度”的表现形式。康芒斯还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经济演化的动力,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在现代社会中有效的协调方式主要有三种,即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调节,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度所促成的经济制度进化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其矛盾就要通过法律调节,以“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制度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都与生产要素的更迭有关,而生产要素的更迭归根结底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技术的命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专家组合”掌权的大公司,这就为“计划经济”、“全民福利国家”和“阶级冲突的消除”建立了经济基础。

　　在他看来,经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术的发展决定的。和凡勃伦相比,加尔布雷斯更加紧密地结合资本主义实际问题,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以改良和挽救资本主义。总之,老制度经济学是围绕着“制度分析”展开的,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

　　以上可以看出,“制度分析”是方法意义上的主线,也是思想意义上的主线,而非理论内容上的主线。它是抽象的,是一种思想。在伴随着老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的同时,它一直都没有脱离凡勃伦的制度演化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其中是若隐若现的。可以说,老制度经济学或多或少是以凡勃伦的制度演化思想为指向的。

　　克莱因(1999)承认老制度经济学家是一个分散、多元的群体,同时也肯定了这个群体的研究工作反映了几个共同主题:

　　(1)关注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

　　(2)偏好演化的分析方法,而非机械静止的分析方法；

　　(3)强调经验观察,而非演绎推理。

　　事实上,克莱因所说的共同主题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老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远非如此,它们相互间既独立,又有联系,综合在一起,可以认为是老制度经济学的总体理论构成。

　　就老制度经济学的总体理论构成而言,除了凡勃伦、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以外,还应包括密契尔、伯利和米恩斯、缪尔达尔等代表人物的研究领域。凡勃伦着重于从社会心理和习俗角度去分析制度,把制度的发展看作思想习惯演进的结果,也有人称他的理论为“社会心理学派”；康芒斯强调从法律角度研究制度演进,他的理论也被称作“社会法律学派”；密契尔把制度研究与“商业循环”(经济周期)的统计结合起来,论证统计检验是说明制度演进的主要依据,他的研究又被称作制度的“经验统计学派”；伯利和米恩斯则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利结构；加尔布雷斯继承了凡勃伦的心理分析,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论证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提出“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和“国家干预论”；缪尔达尔注重制度的动态分析,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总体而言,老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

　　(1)凡勃伦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所谓的“技术决定论”；

　　(2)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

　　(3)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

　　(4)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理论、“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和“国家干预论”；

　　(5)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

　　可见,“(老)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保护伞,在其下聚集了很多有意义的并且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潮,这个‘学派’主要由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尖锐批判的研究原则所构成”。它在理论内容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老制度经济学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承认它存在缺陷；

　　(2)以历史的、心理的和法律的因素来解释制度,把制度看作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

　　(3)以相对的和进化的观点,动态地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演变；

　　(4)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

　　(5)在后续发展中,发展出各种制度分析方法,包括结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社会文化分析方法等。

　　老制度主义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它主要吸取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并用行为主义、演化论和整体论来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和发展。总的来看,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它是以一种集体行为的模式来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它的观点和新制度经济学正好相反。它认为,如果不考虑由个体形成的总体,个体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它的理论依据是部分依赖于整体以及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它还坚持,在一个经济体中,个体的行为可以归纳为现存制度的函数,这些现存制度就是一种环境,个人在这个环境中会逐步社会化。

　　其次,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经济系统依赖于上一时期历史的因素,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该系统向前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依托自然科学基础的技术不断发展,才导致社会经济系统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经济系统的设计和完善衍生于既定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在老制度经济学的结构分析中其实还包含着一种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和逻辑思维,如凡勃伦认为制度变迁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的,变迁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制度变迁没有“正常”与“非正常”之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变迁没有目的性,任何结果都是循着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

　　他还特别强调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把握正在展开的过程,他提出了“累积性因果”的概念,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以往累积的经历和所处的物质、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而当前的行为又会影响到他的下一步行为。

　　老制度主义的另一研究方法就是归纳法,米歇尔主要用统计学和数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的周期变化和制度演化,他认为不应先有理论概念,然后再用它来整理事实材料,而应当先对事实进行经验统计分析,然后归纳出原理。他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有累积性,经济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产生着下一阶段,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正是在这种相互依赖的波浪中前进的。

　　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凡勃伦的经济学演化思想是建立在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的,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秉赋的动机(主要是处于下层的人们),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当然,凡勃伦的演进思想也是建立在累进因果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习惯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的作用,习惯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对变化的抗拒。

　　总之,老制度经济学用整体主义、结构主义、演化主义和行为分析方法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并特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老制度经济学由于学派多,又缺乏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规范的理论形式和模型建构,所以在形式上表现为较为松散,这一点一直受主流经济学的讥笑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