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上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进。具体表现为对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和技术引进为主，主要通过引进技术，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的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目前国内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各类高新技术园区和开发区来完成国家的技术进步和赶超工作，政府通过政策等引导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的集聚来孵化高新企业和高新技术。

然而，技术创新经常被误认为是纯粹的技术行为，将技术进步看作技术创新的目的。这种观点突出地表现为将技术进步，将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要求，创新成果的市场应用并不需要考虑或较少考虑。实质上，技术创新在这里被等同于了技术的开发，技术的进步。

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和认识的深入，科技界日益认识到技术进步并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也不是技术创新的目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知识社会的形成，科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两者的互动在技术创新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技术创新活动绝非简单的线性递进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新链条，而是一个复杂、全面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在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作为拉动力的应用创新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对“双螺旋结构”，或者说是并行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限，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进。只有当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的激烈碰撞达到一定的融合程度时，才会诞生出引人入胜的模式创新和行业发展的新热点。技术创新正是这个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催生的产物。实现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良性互动，进而全面推动技术创新是知识社会条件下面向未来、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的重要内容。

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经济学中一般把那些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增长模型称为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而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技术因子只是时间T的函数，其变化无法由经济系统中的变量去解释或说明。

1、从历史上看，首先占据着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的是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代表性理论为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资本增长率均等于外生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变化率。由于假定技术变化率为外生给定的G，所以该模型没有探讨技术变化的决定问题，而是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外生变量。

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为经济增长问题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这一理论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第一，该理论没有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及成本问题；第二，它只描述了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一种情形——给定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即生产率的提高，而对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生产出全新的产品这两种形式未加讨论；第三，该模型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长事实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该理论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将趋于一致，而事实是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着广泛的差异；第四，该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的，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2、早期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和宇泽弘文模型。

阿罗的“干中学”模型是第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他将技术进步视为资本积累的产物，集中讨论了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来获取知识，促进技术进步。在阿罗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并且具有正的外部性，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来提高生产率。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因素描述为由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内生变量。

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模型是最早用两部门模型来分析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问题的模型之一。宇泽弘文在阿罗的“干中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为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连续地从事某一种生产活动，必然需要劳动或或其它资源的投入。为了实现一定的技术进步，社会应相应地投入一定的劳动资源给提供技术进步的部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达到最优的结果。

总之，早期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主要探讨了技术进步因素的来源、技术进步的成本问题。他们对新古典模型的修正也在于将技术因子A描述成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但上述模型对技术进步因素的描述仍然是继承新古典外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传统，把技术进步单纯理解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未讨论技术进步在经济系统中的另外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新产品的产生。

3、以罗默（Paul M.Romer）和卢卡斯（Robert B.Lucars）的模型为代表的第一阶段新增长理论。罗默模型沿用了阿罗的思路。他强调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和知识的“部分排他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知识的这两个特性，使得任何企业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产生知识的社会效益，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才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实现。卢卡斯则在宇泽模型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人力资本模型。它将社会经济系统划分为消费品、物质资本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生产具有溢出效应，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对其周围的人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因而消费品、物质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便能在人力资本生产外部性的作用下，显示出收益递增的发展态势。

这一阶段的新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不足：1）在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讨论上，他们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2）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均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展开的，而有的研究表明，阐述技术进步过程的较好框架是垄断竞争框架。

4、20世纪90年代，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新增长理论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分工被认为是推动社会技术进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具体的模型表述上，分工经济具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前者指工人由于专业化于某一项具体的工作，而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后者指分工所带来的新行业的出现和生产迂回度的提高，具体表现为产品品种的增加。它们直接促进了社会的技术进步。

第二，分工范畴的引入，也带来了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表现形式探讨的突破。

第三，在模型的建构上，垄断竞争框架成为大多数模型的首选。

20世纪90年代后，部分学者在产品品种增加型和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