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体由一个增长的实现路径向另一个经济实现路径转移的动态化过程。这个过程常常是复杂的、多维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常常伴随多个经济发展性能的显著提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很多，我们可以归纳为观念、发展战略、体制、技术、劳动者素质，以及人口就业压力等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认识存在偏差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中央就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这证明，我们党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迟迟未从根本上转变，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其中在思想认识上缺乏紧迫感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对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各方面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积极的，然而对于经济增长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不少方面的思想认识还有差距。尽管党中央早有明确要求，但实际工作中，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并没有摆脱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重生产轻流通的状况，仍然相当普遍存在着重复建设、盲目引进、扩大外延、铺新摊子和片面追求产值、忽视质量、市场和经济效益的倾向。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质量和效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未能达到我国历史最好水平。

　　(二)“外延”型经济发展战略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扩大规模、加快速度为主的“外延”发展战略上是必要的，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建设目标、客观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国民经济基础已经建立，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扩大并越来越直接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转变，由“外延”发展战略转向“内涵”发展战略。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式，却使我们又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长期重视不够。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缺乏明确的相互配套的推动集约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在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没有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提出具体要求和政策，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方法也不利于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往往过多地立足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而对企业技术进步，特别是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注意不够。1947─1978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技术改造的占69％；二战前，原苏联这一比重为30％。战后逐步上升到70％。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94年仅为31.3％，由于缺乏完备有效的技术引进战略和政策，盲目与重复引进，不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导致了一系列轮番引进的恶性循环。

　　(三)经济体制构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体制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慢的重要原因。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出多门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条条专政或块块割据的政企不分、权利制衡关系。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局部利益，忽视全局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重复布点，自成系统，相互封锁，产业趋同，搞“小而全”，“大而全”，比速度、比产值，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管理约束机制，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素质不高，效益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扩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和领域，调动了企业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紧缺的双重压力下，企业之间联合、协作、集团化等组织协同行为，跨部门和跨所有制的承包、投资、购买、兼并或合并控股、参股等活动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企业相应地组成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他们冲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的限制，进行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联合，出现了由经济联合组织内部交易往来，以完成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转移的资源配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观念很快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在这个阶段，政府不仅继续重视技术引进，还制订了一系列技术改造计划，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也加强了科技攻关和基础研究。但由于“承包制”和财政“分灶吃饭”等体制的制约；使企业和地方片面追求速度和“投资饥渴”的倾向不仅未能克服，甚至还有所发展。

　　(四)技术落后与劳动者素质低下，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据统计，在我国所有工业企业设备中，近1／5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25％，超期服役率为39％，这也是生产高消耗、低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机械工业部在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调查，在当时生产的5万多个机械产品的品种中，相当于国际上50年代水平产品占16％，60年代产品水平的占62％，70～80年代水平产品的占22％。这反映我国技术结构中，低层次技术所占比重高达80％，要比发达国家落后20多年，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我国劳动者素质，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22.2％，小学文化水平占37.1％，初中文化水平占23.3％，高中文化水平占8.0％，大学文化水平占1.4％。这表明我国的文盲率还比较高，大学文化水平率还较低。从国外发展中国家80年代情况看，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数的比例均比我国高，印度1981年为2.1％，泰国1980年为2.9％，墨西哥1980年为5.3％，巴西1980年为5.0％。亚洲新兴工业国之一的韩国，1985年的数字为11.7％。从社会劳动者的角度看，我国1990年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的比例为1.87％，高中程度的人的比例为11.07％，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42年。

　　(五)人口压力和安置型就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我国面临着极大的就业压力，每年增加就业人员约1000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直坚持“广泛就业”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就业指导思想。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在建新工厂，上新项目增加产量的同时来安排就业，而不是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产品的生产。现在我国改革进一步加快，再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在安排就业和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矛盾体中，人们往往又陷入“二难选择”的境地，这是由中国人口多这一基本国情造成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课题。也是知识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于使各级领导干部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转移到内涵式、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上来。同时，必须从国家计划、政策法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采取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新阶段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实现过程中切实加以落实。

　　(一)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深化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理顺基本经济关系，这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途径和最重大措施，粗放型经营方式，是同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特别要抓紧搞好以下几方面改革：一是坚决打破地区、部门分割现象，建立统一的和有序竞争的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二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和责任制；三是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大力促进公开、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优化项目布点，提高质量、效益，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二)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加速科技进步和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显著提高整个经济素质和效益、提高生产力质量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和动力源泉。今后15年，必须把“科教兴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应当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所有的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和各个环节，都要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放在首位。力争今后15年使科技进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8％左右提高到50％以上。最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科技一体化进程，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力争使科技成果转化率由20％左右提高到50％以上。按照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要求，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积极选用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关键性技术；缩短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特别要重视用现代技术武装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加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切实抓好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着力提高自主研究开发和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切实加强科学管理，大力改进行业管理，强化企业管理。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三)正确处理实行集约化经营与扩大劳动就业的关系

　　走集约经营之路，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益与扩大劳动就业，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这是因为：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为扩大再生产提供更多的积累，从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开辟出更多的生产领域和就业门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排斥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相反，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劳动就业的扩大，最终要依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去实现。因此，不能把实行集约化经营同扩大劳动就业对立起来。当然，鉴于我国劳动就业压力很大，也应当注意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以更多吸纳劳动力就业。

　　(四)实施资本运营，寻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捷径

　　经营粗放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学家们呼吁了很多年的老问题。所以难以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认为，除了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性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严重制约之外，其中没有寻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和有效方式可能是一大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重新企业的建设，轻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一些需要技术改造的企业由于企业自身资金的匮乏而无法实施，加之杜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一些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的企业也难以破产以淘汰出局。正是由于缺乏促使劣势企业的技术、工艺不断高级化、现代化的内在机制，缺乏促使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流动配置的有效途径，才使得我国经营粗放的状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存在，甚至更加恶化。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企业资本运营，为我国找到了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一条较为现实的途径。

　　第一，资本运营的实质就是通过产权的流动与重组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配置效率。它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注重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资本运营通过企业整体要素的转换，一方面使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使得在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整体效率。

　　第二，资本运营的过程是生产要素集中化的过程，也是集约化经营的过程，如何使我国企业生产要素集中化程度提高，我们却走过不少的弯路。前些年，我们为了达到生产要素集中化的目标，积极推进集团化经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途径，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解决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致使我国多数企业集团或者名存实亡，或者“集而不团”，并没有发挥出企业集团在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方面应有的协同效应。

　　资本运营的基本方向是向集团化发展，但是，通过资本运营发展企业集团和以往我们发展企业集团在思路上是一个大的转变。过去更多的侧重于行政“撮合”，或采取“串糖葫芦”的方式，把某些企业简单“组合”在一起，美其名曰“企业集团”，或采取“拉郎配”的方式组建企业集团，让某一个企业管理其它几个企业等等，是一种政府行为。而资本运营则主要是让优势企业自觉向愿、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去兼并、控股劣势企业，而且伴随着的是一种产权流动与重组，能够很好的解决我国过去集团发展中最大的障碍??产权障碍，同时通过优势企业的机制移植、管理“嫁接”，真正把劣势企业搞活。我们认为，这样的要素集中化，才是符合集约化经营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化。

　　比如，一汽1997年兼并和控股了15家企业，涉及职工8万多人，盘活了大约200多亿呆滞资产。1997年3月，一汽集团在已形成东北轻型车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与云南红塔集团实行强强联合，以控股形式兼并蓝箭汽车厂，成立了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了产业布局。通过联合兼并，发挥大集团技术管理的辐射作用，一汽也挽救了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一汽控股金杯公司以后，对其进行全面的调整、改组、改造，在短短两年内扭转了经济效益不好的局面；吉林轻型车厂进入一汽前，只能生产微型车，现在不仅增加了1吨轻型卡车和轻型客车两个拳头产品，而且提高了微型车的生产水平，产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进入一汽前提高厂13.3倍和7.4倍。大连柴油机厂亏损额曾高达几百万元，划归一汽后当年就扭亏为盈，此后产量、产值、利税平均每年以36％、35％和80％的速度增长。

　　更值得强调的是，现在的上汽集团并不是像我国其它不少企业集团那样与下属企业之间是一种缺乏产权联结的松散型合作关系，而是通过产权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这为一汽集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第三，能够实施资本运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它们在对中小企业兼并控股之后，往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或投入一定的资金进行技术开发，这样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层次，技术进步因素将取代劳动力成本因素，在产业竞争力中的构成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现代产业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财力和人力投入，是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也是不可能主要由政府承担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后，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就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在产品创新基础上的科研组织功能是现代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及其与科研机构的联合或结合，将有效地改变我国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的状况，成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有效的组织形式。大型企业集团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通过资本运营传递到中小企业中去，从而带动一大批企业技术素质的提高。由此可见，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中枢性的环节，而资本运营是这一中枢环节起作用的有效通道。通过资本运营这个有效通道，大企业的技术才能有效地进入中小企业，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