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剧烈变化，伊朗亲美的温和派国王巴列维下台，即“伊斯兰革命”。1978年12月26日至1979年3月4日，伊朗石油出口全部停止，世界石油供应突然减少了500万桶/日，造成石油供应短缺，石油价格从每桶13美元猛升至34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袭伊朗，爆发了“两伊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使两国的石油出口量锐减，一度还曾完全中断，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度暴涨到每桶42美元。由于1979年以来持续一年多的原油抢购使西方国家有了较充足的原油储备，加上沙特阿拉伯迅速提高了本国石油产量，所以到1981年油价终于稳定在每桶34美元～36美元的范围内。

　　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此次危机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从1978年的0.65美元/加仑上涨到1981年的1.35美元/加仑。这次石油危机再次导致了美国国内经济的衰退，GDP增长率从1978年的5.6%下降到了1980年的3.2%，乃至1981年的-0.2%。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汲取了教训的日本，此前已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节能产业设备的投资，提升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由于石油在能源消费总额中的比例下降了17.9%，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危害远远小于第一次，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反倒增长了33.5%，帮助日本创造了80年代的经济奇迹。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第二次石油危机开始于1978年底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石油出口中断，结束于1981年初，前后历时两年多时间。危机爆发时，国际石油市场每天减少约300万桶石油供应，相当于市场交易量的5%。这个缺口本不足以导致一次石油危机，但是由于石油公司和消费国不顾一切寻求石油供应，导致市场进一步紧张和产油国多次提价，反过来加剧了市场对石油短缺的担心，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这次石油危机主要表现为油价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石油官价从每桶131335美元上涨到41美元，现货市场价格甚至涨到每桶45美元。1980年底，经过国际能源机构对能源消费国家的政策协调，石油需求趋缓，危机逐渐平息。关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国内史学界研究有限，关注较多的是国际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但他们的研究一般侧重于石油危机对我国能源政策的启示方面。本文将集中探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动因及其影响。

　　表面上看，第二次石油危机仅仅是由于伊朗石油出口停止而引起的一场石油供应危机，实际上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各种长期和短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市场心理预期的自我实现。1977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发表一份能源报告，宣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国家和苏联的石油供应能力大约在1985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世界石油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石油市场的长期趋势是石油供应逐渐吃紧。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性质，这一报告对石油业内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对石油供应不足的心理预期使得各类石油公司竭尽所能地购买能够购买到的一切石油，极力增加石油库存，使油价保持着上升的压力。197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能源专家发布了一份类似的能源报告，称“世界将逐渐经历石油的长期紧张，或者甚至是严重的不足”。这两个报告奠定了在近期再次爆发石油危机的心理基础，在这样惶恐不安的心理预期之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脆弱的市场迅速陷入混乱。伊朗石油出口中断就是这样的偶然事件，使人感到似乎是石油短缺提前来临。在担心石油能否稳定供应的心理支配下，石油消费国政府、石油公司和消费者个人都加入抢购石油的行列，有意无意地成为石油危机的制造者和推动者，使得心理预期的石油危机最终得以实现。

　　西方国家推行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加剧了石油危机的烈度。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为了增加与产油国在能源市场上的博弈筹码，加强消费国的地位，纷纷制定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但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一直进展缓慢。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由于担心能否从局势动荡的波斯湾地区获取稳定的石油供应，西方国家加快了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步伐。各大石油公司则出于商业利益考虑而大量囤积原油，使得石油库存量超过了正常的标准。个体消费者也加入到“抢油”行列，更是加剧了石油短缺和油价上涨。石油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抢购行为，使得原油在供应减少约300万桶之外，每天另外增加了300万桶的“需求”。也就是说，抢购、囤积使石油的实际短缺数翻了一番，因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气氛。1980年1月西方国家的石油总储备达到53亿桶，相当于石油输出国组织1979年全年石油产量的几乎一半，而其中的10亿多桶储备是在1979年一年之内增加的，超过了小型石油生产国卡塔尔可开采的石油总储量。从进口者来说，油价的不断上涨使得购进的石油不断增值，从而增加了购买和囤积的冲动，推动着需求量的上升。大规模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和伊朗石油供应的中止，两者的结合加剧了石油的短缺和市场对缺油的担心，人们对市场缺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石油投机活动也迅速增加。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打乱了国际石油财团根据合同获取伊朗石油供应的市场结构，依靠合同获取稳定的石油供应的市场秩序趋于瓦解。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大石油公司通过与产油国签订长期供应合同而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它们除了向自己的炼油厂和分配网络提供石油外，还可以将自己控制的多余原油向第三方出售。伊朗革命爆发后，伊朗取消了与国际石油财团的长期购油合同。与此同时，尼日利亚等一些产油国政府在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或提前接管了本国石油工业的经营权后，优先供应本国的国营石油公司，使得西方石油公司的石油来源大大减少。伊朗国际石油财团中遭受重创的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就引用“不可抗力”的法律条款削减了向第三方(大多是日本的独立炼油商)提供的石油量。这些丧失了稳定石油供应的炼油商为了满足需要，就到现货市场以市场价格竞争购买有限的原油，使得现货市场的石油交易量剧增，并推动石油现货价格不断上涨。由于现货市场油价与官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石油现货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产油国提高官价的理由。另外，由于担心伊朗未来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其外交政策可能进一步影响石油供应，石油进口商开始抢购原油，充足的石油供应而不是价格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用各种方法拼命获取石油，因而不断推高油价，市场上出现典型的卖方市场。一些渴望从市场波动中获利的石油投机商也开始参与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许多投机活动实际上发生在根本没有转手的货物上，其结果是对石油的需求和油价双双急剧上涨。

　　危机爆发前，现货市场石油交易仅占总交易量的8%，它起着市场平衡机制的作用，买主可以通过现货市场买到定额供应之外的廉价石油，而不是以合同作保证的比较昂贵的期货原油。现货市场是边际市场，对价格信号非常敏感，当大量买主涌向现货市场时，油价会立即上涨，而且一涨再涨。1979年2月下旬，石油现货市场价涨到官价的一倍。业界把巨大的石油港口现货市场称为“鹿特丹市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由繁忙的电话和电传网络联结而成的全球市场。市场供应没有及时跟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原油和石油产品供需结构的变化，也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消费国家实行的节约措施和燃料替代工程，使得市场对重油产品的需求锐减，而对汽油、柴油等轻油产品的需求并没有受到油价大涨的影响。欧佩克国家新增加的石油供应多半是重油，新增轻油产量小，而炼油企业并没有从过去以满足对重油的高需求方面发生转变，这样也造成市场紧张。伊朗石油供应中断意味着大量轻油消失(占其产品的一半)，这更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此外，一些短期因素也使一些长期因素浮出表面。伊朗革命后的石油市场状况使世界认识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生产能力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国际石油贸易中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现实可能性。伊朗停止石油出口后，一些产油国如沙特、科威特一度增加了石油产量，石油缺口已经并不大了，只要国际上协调一致，一场严重的石油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市场紧张情绪的出现反映了一个新的事实：欧佩克国家短期石油生产增长能力是有限的。虽然一些欧佩克国家已经根据能力增加了石油生产，但是却不可能迅速超越生产极限。扩大生产能力意味着需要大多数欧佩克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等，花费较长时间进行大量投资，要在短期内迅速增加生产能力仍然存在技术障碍和投入额外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欧佩克的增产并非不耗费成本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的。其结果是，一旦爆发石油危机，欧佩克地区的产能限制难以保证市场的供需平衡。除了生产能力的限制外，石油危机的爆发还有经济因素的作用。欧佩克国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掌握了原油生产和定价的权力后，几乎所有欧佩克国家都倾向于提高油价和减少石油生产，把石油作为未来的财政储备。当油价大涨、减少石油开采量仍然能够获取足够多的财政收入时，产油国扩大生产的动力就降低了，于是欧佩克国家纷纷减少石油开采以减缓石油枯竭速度，把石油留作未来发展之用，因为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油田，储藏量与产油量之间的比率下降将进一步缩短油田寿命。而那些能够增加石油产量的国家，如科威特、卡塔尔等，一方面受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它们吸收新增加的石油收入的能力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对它们来说，增加超过发展所需的石油收入意味着增加冗余资金，而这些资金面临着因为世界性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带来价值贬值的巨大风险，因此它们也不愿过多地增加石油收入。石油市场的紧张为产油国提高油价提供了机会。在两年多的石油危机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曾七次召开石油部长会议，绝大多数国家(除沙特外)都竭力把会议作为提高石油价格的有利时机。

　　1979年初油价大约为13134美元P桶，到2月产油国已先后将油价提高了6%到15%不等；3月现货价格上涨了30%，约每桶10美元；6月欧佩克决定将油价从每桶18美元提到23150美元；12月，沙特将油价从每桶18美元提高到24美元；为维持与沙特石油的差价，其它国家又提价4美元，达到每桶30美元；1980年初，沙特将油价提高到每桶28美元，其它国家则提高到34美元，现货市场为每桶34—45美元不等；年底沙特将油价提高到每桶41美元，而现货市场价格已经达到45美元，油价达到顶峰。产油国对石油市场盲目乐观，认为市场能够满足一切价格要求。它们放弃了通过长期合同获取稳定的市场和对石油官价的安排，采取“随行就市”追求石油价格最大化的手段，这样也从价格信息方面增加了石油短缺的假象。一些产油国减少石油供应的做法更是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在1979年上半年石油危机初期，科威特和沙特等国都曾经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削减了石油产量，这对于当时已经相当紧张的石油市场无异于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