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是罗纳德·科斯教授首次引人经济学分析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用于分析企业的起源和规模时提出的。后经奥利弗·威廉姆森、阿曼·阿尔奇安、哈罗德·德姆塞茨、道格拉斯·诺斯和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发扬光大而开创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根据科斯的解释，交易费用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并以此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1)发现贴现价格.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2)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过程是要花费代价的，这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的结果，就是说进行市场交易并不像正统的完全竟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价格信息为既定的并为所有当事人掌握，相反，价格是不确定的、未知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时，市场交易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因为交易人之间经常会发生纠纷、冲突，因此就需要谈判、履约甚至诉诸法律，所有这一切都要花费成本。因此，“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一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首创交易费用理论，之后许多的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其中威廉姆森就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从协约的角度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两种。所谓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约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所谓事后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已经发生之后的成本，它可以有许多形式:

第一，当事人想退出某种契约关系必须付出的费用.

第二，如果市场关系是一种双头垄断关系，交易者发现事先确定的价格有误而需要改变原价格所必须支付的费用，

第三，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

第四，为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和持续性所必须付出的费用。他还修正了经济行为的前提假设，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第一个假设是“有限理性”，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不完全信息的限制，使得人们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认为人的认识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地做到”.第二是机会主义假设，认为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在交易费用理论中主要指向交易对方提供歪曲的信息。第三是资产专用性假设，是指为了某一种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投资，它一旦形成便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威廉姆森还将交易这个分析单位进一步纬度化，认为交易的主要纬度有三个: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市场环境和交易的频率。

在他们之后，又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学说进行了阐释、发展和运用，使交易费用概念和交易费用理论一般化了，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这个一般化过程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无论是科斯还是威廉姆森，他们都是以交易费用作为分析问题的工具，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制度的运行和演变，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经济活动，从而在现代经济学中创立了一种新的范式，用理论将经济学引向了现实世界，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理想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新的解释力。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本身还存在诸如交易费用难以界定和测量、对企业产生问题解释不充分等缺陷，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现实世界的角度，科斯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下面我们将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旅游企业联盟这一现象。

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率先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196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将交易费用概念从企业成本进一步扩展为社会成本范畴，以“公地悲剧”的典型案例入手，首次明确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

科斯未再深究，但交易费用概念却成为新思维的逻辑起点。许多学者投入到对交易费用的内涵和外延、决定因素和性质等问题的研究中。在这些学者中，使交易费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是基于威廉森的一系列论述。正如瑞典经济学家约翰·克劳奈维根所说:“自威廉森开始，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概念诠释和实证检验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交易费用之所以被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在于它颠覆了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思想，即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经济人”可以通过自利的动机和行动实现客观上增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效果,即利己不损人。

但实际上由于市场个体的知识存量和信息高度不对称，或即使信息充分，凭人类有限的精力和能力也不可能悉数掌握并加以利用。因此，在威廉森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更多地表现为“契约人”，即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仅能做到有限理性;在不具有完全理性和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具有自利动机的个体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会不择手段地侵害他人利益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人的因素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威廉森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视为一种交易，并提出了体现交易特征的三个基本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也是使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点。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以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不确定性或复杂性是现实经济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就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交易频率，即在某段时期的交易次数,是一个相对的维度。

由于资产具有专用性，使得它们转向其他生产目的时就会大大贬值。此时如果某一方投资于这些专用性资产,则另一方就可能以退出交易相威胁,这种被称为“敲竹杠”或“要挟”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阻碍专用性投资，从而影响到经济绩效。

出于以上考虑，现实中各种社会主体, 包括个人和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易过程中,必定会消耗一定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诸如收集交易对方的产品信息、资信状况,与对方讨价还价,仔细拟定契约,进行事后履约监管等等行为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交易费用最为直接表现形式。

威廉森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不断解决交易冲突，而是在事前认识到了潜在的冲突，并把不同属性的交易与不同成本、不同效能的组织治理结构相匹配，来阻止或弱化冲突，并达到节省交易费用的目的。

威廉森的配置原则如下：其一，对资产专用性很弱、接近和等于通用性资产，或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市场机制;其二， 对具有中等程度资产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频率的交易，适合采取纵向的中间体组织。比如通过形成长期的订货、供货合约，或当供方必须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供需交易伙伴形成相互的产权关系;其三，对具有高强度资产专用性，或频率很高的交易，适合于由组织内部交易;其四，对具有高度专用性资产，但纳入企业体制后明显出现规模不经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政府组织。

威廉森通过发展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分析范式，使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为当代经济学异军突起的一个分支，其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他被誉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之父。

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可以看出，该理论应用性较强，视野较宽，适用范围也较广。交易费用似乎更成为经济学家手中的一面“魔镜”。事实上，任何一种关系，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只要可以表述为契约交易的问题，就都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进行分析。

Hennartt和Park(1993)最早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新建与并购选择。他们把交易费用作为工具，分析指出当跨国公司具有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时，并购投资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并购进入；如果跨国公司的扩张是在非相关性行业，并购则可以减少投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内部化理论的著名代表巴克利和卡森(1998)发表《国外市场进入战略分析——内部化理论的延伸》一文，进一步发展了Hennart等人的研究。他们利用交易费用这一工具，从东道国宏观环境、产业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行业结构、行业进入限制、竞争对手的反应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规模、海外经营经验等对贸易、许可证、特许经营、合资、跨国并购等不同市场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

巴克利等人并没有直接比较不同因素对新建与并购交易费用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将交易费用作为一种广泛的分析工具，延伸到了对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战略行为的分析，并使用成本一收益的传统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跨国并购交易过程中各种因素导致的交易费用，提供了一种分析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有用工具。同时，他们还运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东道国宏观环境、产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进行分析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交易费用学说提供了一个解释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论范式和工具。但是，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例如，交易费用的出发点是市场不完全性，但是对于一些市场不完全性的情况，如目标公司具有特殊资产、政府政策等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交易费用学说似乎无法解释。

有一些行业环境特征，如产业壁垒、产业进入政策等，用交易费用也无法分析。更重要的是，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忽略了跨国公司主体目标对并购投资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