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理性所涵盖的内容存在着差异。在早期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中，理性指运用才智进行选择的过程，比如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将理性作为“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的同义语；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理性则指选择本身，比如达尔和林德布鲁姆指出“一项行动是理性的，即对于指定目标及其真实处境来说，该行动被‘正确地’设计成一种能谋求最大成功的行动 。

主流经济学一直将完全理性作为其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这里的完全理性即是参照第二种对理性的理解，行为人具有全知全能的本领，他的决策方案可以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学。虽然一直以来，经济学被理解为局限在稀缺资源的配置方面，但在本质上这是个关于稀缺资源下的选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行为人的选择没有实现最大化或最优，那么他的行动就是不理性的。

具有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是个无所不知的超人，他具有纵向和横向方面完备的知识。在纵向方面，他可以预测未来；在横向方面，他通晓资源、交易伙伴和环境等情况。具体而言，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包括以下隐含内容。

(1)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也就是说，对于具有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来说，一切信息都是确定的。

(2)行为人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厂商的利润函数可以统称为效用函数)，同时行为人具有同质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体系。

(3)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描述不变性要求行为人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应依赖于所描述或显示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经过再三思考，将两种描述视为同一问题的同义表达，那么它们必定导致相同的选择——即这种思考不存在异处；程序不变性要求不同方式的等价学说揭露相同的偏好次序；前后关系独立性指一项选择与其他替代方案互为独立的原则，它要求在给定Z而不提供有关X或Y 的新的信息的情况下，X与Y的优先权顺序不应该依赖于Z是否有效。

(4)行为人具备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数秒内从事无穷尽的计算步骤，同时也不存在感性因素对选择的干扰。

(5)选择意味着在各种方案或选择集中进行比较和挑选，因此完全理性的行为人可以设计出所有的被选方案，以及各项方案所产生的全部后果。

(6)一个确定的报酬函数，即行为人可以确定地赋予每项行动结果一个具体的量化价值或效用。

(7)确定性的结果，也就是行为人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或最优目标(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

在上述条件下，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即行为人的选择或决策意味着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行为人在选择过程中，可以遵循确定性原则、极大极小法则、边际原理以及概率法则(也就是主观期望原则 )。主流经济学的选择理论建立得如此简洁和完美，使得诸多该领域的学者为之倾倒。并且，这种理论可以使我们不用站起身来实际观察人类行为，便能坐在椅子里预测它们(正确或错误的预见)。正如主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所述“彻底的‘现实主义’显然无法实现；看一个理论是否‘足够’现实，只能看它就眼下意图而言，是否能做出充分好的预见，或做出比其他理论更好的预见”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致使其形成令人称赞的完美体系和预测能力，但是这种完美只是抽象上的理想模式和方法，不仅经不起经济学内部的逻辑推敲，也经不起实践和现实的考验。

自19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以来，完全理性的假设就遭到来自各方的谴责和质疑，直到今天，它所涵盖的内容都一一被证伪，这也暗含着主流经济学不能接受经济问题的原因在于它的理论根基存在着缺陷。

(1)行为人的行动不仅受到理性的驱使也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凯恩斯，他在《通论》中论述了情绪(尤其是信心或“工商界所谓的信任状态”)波动、长期预期状态及其对市场投资的影响。而且凯恩斯也指出了，行为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所能导致的完全预期，实际上，行为人的预期是不稳定的，这也因情绪而起。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未来预测的信心，是通过资本边际效率而影响到目前的经济的，且资本的边际效率维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能力比维系利率大许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现有知识不足以算出一个正确预期”，经济体系的秩序(连续性与稳定性)亦只能依赖于我们对“现存状况将无定期继续下去”的信心”。之后，西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行为人的行动是由理性和感性共同作用的；卡尼曼(Kahneman)结合行为科学和经济心理学的观点，同样也认为，行为人的行动受到直觉和推理两个系统的影响。

(2)行为人不具备完全的计算和逻辑推理能力，也无法像先知一样可以预测未来。西蒙是批判完全理性的行为人的集大成者，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致力于论证行为人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受到限制，也因此在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在西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都系统地论述了行为人只具备受到限制的理性能力，因而是“意欲理性而只能有限地为之”。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国际象棋比赛：完成一次国际象棋比赛，大概需要10¹20 。种走法，每一步走法所涉及的自己和对手的反应共有近10³。种连续走法，但是，即使是最顶尖的棋手也只能在每步考虑到十几种走法而已。

(3)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详尽地对选择的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假设一一证伪。首先，他发现，与描述不变性结果相反，行为人是根据选择的描述而进行选择的，而非基于他自身的选择集。例如，对两种情境下的受试者进行不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预期的经济计划之问的选择的试验。在第一组中，受试者被告知，如果采纳了计划A，10%的劳动力将失业，而通货膨胀率将是12%；若是选择了计划B，5%的劳动力会失业，通货膨胀率为17%。结果，这一组大部分受试者选择承诺较低失业率的计划B。同时，第二组受试者被告知，如果计划A被采纳，90%的劳动力将被雇佣，而通胀率将是12%；如果选择计划B，95%的劳动力将被雇佣，通胀率为17%。与第一组情境模型中的选择相反，这组大多数受试者选择了承诺较低的通胀率的计划A。然而，同一选择问题的等价阐述要求避免偏好的系统误差，同一信息被构造为5%和10%的失业率差异之时，远比构造95%和90%的就业率能带来更大的冲击。

其次，完全理性也意味着不同方式的等价学说揭露相同的偏好次序。即程序不变性。例如．在X和Y之间的优先顺序能够通过单独提供一个直接选择或者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价格米进行确定，这两种分析方式应当产生相同的优先次序或偏好序。但是，事实上却存在着选择逆反的情况。行为人系统化地违背了程序不变性，特韦尔斯基征明了行为人经常根据对选择属性的重视程度与情境的和谐程度来制定偏好的顺序，卡尼曼提出的易得性原则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前后关系独立性也暗含着行为人具有一个完备的偏好序列，并且可以给出一个数值集合，行为人能够选择该序列上最大值的选项，也就是说一个非首选项不可能通过在选项集合中加入新的选项而变成首选的。但是，特韦尔斯基证明，行为人的优先选择是被选项集所影响的，并且一个选项的受欢迎程度可以通过扩大集合来提高。比如，“比较效应”的作用，导致选择和判断的非独立性。行为人不是将预先计算好的选择序列最优化，而是根据可得到的选择项来构造他们的选择，结果，所提供集合中的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

(4)行为人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偏好。行为人并非具有同质性，而是具有异质性。这是该假设中最不容易成立的一项内容，我们都知道，现实当中，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年龄大小不同、性别差异、财富多寡、知识结构与阅历悬殊、信息集相异等因素，使行为人的风险态度以及偏好效用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决策主体即使面临着同样的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决策结果。

(5)无法量化全部选择的结果，比如经济学中的效用或边际效用、成本或边际成本、收益或边际收益，当然也就不可能赋予每种效用数值，不能比较行动方案的优劣，也就无法进行理想中的选择。这也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西蒙列举了他于1934年在密尔沃基对市教育委员会和市公共设施处两机构共同负责的公共娱乐设施管理的调研个案。这两个机构在娱乐设施保养和游乐监管两方面的资金分配问题上，总是意见不一致。他们根本没有遵循教科书上的等边际原则，让一种活动的边际费用同另一种活动的边际费用相等。原因在于，他们的智力和知识不足以使他们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根本没有可以度量的生产函数，能让他们从中得出有关边际生产率的数量推断。

(6)综上对完全理性的批判，行为人不具有完全的预测能力就无法推知不确定性发生的概率分布；不具备完全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就无法找到全部的选择集合，即使找到也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付诸实现全部方案；不存在可以全部度量的经济指标，比如效用、成本和收益等，因而也就无法排列选择方案的优先顺序；即使可以存在某些可度量的指标，行为人也会违背程序偏好不变性等情况⋯⋯ 因此，既然种种前提假设都不成立，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