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巴罗是瓦尔拉斯-凯恩斯不均衡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1971年他与格鲁斯曼(H.I.Grossman)合作发表论文“收入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载《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出版著作《货币、就业与通货膨胀》，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在此期间，巴罗从事凯恩斯经济学研究，他曾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将有益于经济运行，但后来，他发现以粘性价格、粘性名义工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无法解决价格决定问题。

　 “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依据实际解释证明它是一个死胡同。在此后的一两年里，在明白现有框架是不正确的但又无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他回忆说，“后来，卢卡斯(RobertLucas)有关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成果深深影响着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时，它及时到来，稍后萨金特(ThomasJ.Sargent)和华莱士(NeilWallace)的成果也同样很有影响。”

　 “李嘉图等价假说”的提出者于是巴罗又以两篇论文投入到理性预期革命中去，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他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代表性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载1974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人称巴罗-李嘉图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关于货币中性的论文“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载1976年《货币经济杂志》)。

　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特定条件(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等)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对于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政府不论采用哪种融资方式，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政府发行债券融资造成的赤字会引起未来税收上升，这种上升一定会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预期到，居民为了不使后代税负过重必然相应地调整目前的消费。

　简言之，居民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这样的财政扩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巴罗“李嘉图等价假说”激起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对巴罗定理的有效性和含义进行考察、攻击和验证，他在1974年那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巴罗的兴趣集中到经济增长上，他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实商业周期理论。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19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该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趋同”，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但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此后，新古典增长模型就不再活跃。

　自1980年代中期始，经济增长理论再次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热点，一系列新理论集中探讨技术进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即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投入，因为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1990年代，带有这种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现了，这些理论被称作“内生增长理论”，因为其中的技术变化率由模型本身来确定，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在此时期，巴罗奠定了他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权威地位。他的“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花费”(载19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论文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接着，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载1991年《经济学季刊》)、以及与沙拉·伊·马丁 (XavierSala. i. Martin)合作的“趋同”(载1992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两篇论文中，从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各个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趋同含义。

　这些研究表明，“趋同”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只有当一系列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些变量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的性质、人们的储蓄倾向及其生育行为，还可能包括殖民历史和宗教传统等等。总体来说，由于穷国这些变量的值较差，所以它们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长更快。

　 ESI(美国科学情报中心)数据显示，巴罗论文“各国的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被引用577次，是引用最频繁的论文，巴罗也因此成为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

　 1995年巴罗与沙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MIT出版社)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介绍了1950～199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强调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应用以及理论假设与数据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最激动人心的表现，该书被看作是思考增长问题的经典指导著作，已被译成法、德、日、中、意大利、西班牙语等6种文字。

巴罗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探讨，即那些使得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他在论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多国经验研究” (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间约10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巴罗还在论文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说：“经验证明，制度差异是各国经济增长率、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体制改革为一国从贫穷走向繁荣提供了一条最佳捷径。”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税收、个人储蓄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合，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自由选举测量民主，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即是说，“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

　巴罗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观点是：政府应该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其结论是：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民主达到适当水平便可能放缓增长的速度。”

　 目前，巴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宗教、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

作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和《商业周刊》专栏作家，巴罗在文章中积极宣扬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立场，并对政府的干预政策是阻碍还是有助于经济增长作出甄别、评析。这些文章已经编辑成书《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1996年MIT出版社)。该书已被译成法、日、西班牙等7种文字。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评价该书为“最好的经济分析范例，对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清晰而有说服力”；《纽约时报》评论巴罗“真正能将经济学的精髓准确地传递给非经济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