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网络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Jarillo(1988)提出的，并引起了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战略网络作为网络经济时代企业新的战略管理模式，已被国内外学者和实践者所关注，并逐渐成为广泛使用的战略工具之一。

战略网络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学家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Nadel和Barnes曾用网络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他们为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跨界关系，系统地发展了网络概念，把网络定义为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后，网络分析方法逐渐被借鉴和运用到经济管理研究领域，Miles和Snow(1984)、Thorelli(1986)等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网络的内涵，把网络看成是介于市场与单个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认为在中间范围内交易是常见的事情，在介乎于纯市场组织和纯层级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中间性组织，这些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由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 角度内生性的决定的。Williamson(1985)和Thorelli(1987)进一步在分析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引进了管理效益，对网络状态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当市场管理效益大于公司交易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且高于公司管理效益时，网络必定发生。

网络的概念也为技术创新开辟了新途径，如Easton(1988)指出，网络行为过程通常是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通过提供创新机会和具有实现创新的已知及可预测环境的企业进行持续的相互合作而实现的。基于资源的观点还认为，网络是公司间资源整合的结果，是一种战略资源需求和社会资源机会驱动的结果，是公司寻求比其他资源联合更好地实现资源价值的优化资源边界的尝试，建立组织间关系的过程可以作为组织间资源流来加以研究(Rumelt R P，1984；BameyJ.B，1991)。

上述研究直接支撑并促进了战略网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Jarillo(1988)在《战略网络》一文中明确地强调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网络在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并将网络概念化为一种战略组织形式，通过它管理者或企业家在激烈的竞争下确定企业定位。

战略网络产生于环境的相互依赖，这些相互依赖来自诸多方面，例如，产品标准化协议的需要、市场开发渠道方式的共享、制定标准和倡导兼容技术的努力等(Bolton，1993)。相互依赖的意识可能来源于国家、区域和企业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这些威胁既可以存在于某一产业内部的竞争本性，也可以是某一特殊产业共同面对的具体环境。然而，战略网络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是网络主体间的相似利益。战略网络的形成需要在合作原因上达成一致，在同一时期建立、根植于同样的区域文化的相似产业的企业会发现它们有相似的利益，它们在产品、标准制定和行为规范上利益共享。

Doz、Olk和Ring(200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演化路径反映了环境相互依赖和相似利益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导致战略协作的环境压力与由环境变化引起网络成员意识到的相似利益密切相关。Corey(1997)进一步指出发起主体(triggering entity)是战略网络进化，尤其是相互依赖关系难以识别的战略网络进化的关键因素，发起主体包括单个公司、政府的代理人和外部环境因素等，发起主体为战略网络成员及新进入者分配成本和利益。Gulati和Gargiulo(1999)强调战略网络的演化由新的连接关系而推动，并指出一个公司构建新网络关系的能力由其在网络结构中位置提供的机会决定。Ahuja(2000)则认为战略网络不仅产生于网络组织的共享动机，还来自于相互之间的吸引力，网络的演变是由于网络组织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并发展一个机会一动机整合框架来分析战略网络的形成，任何网络的形成和演化都来自这两方面的因素。

此外，Moor(1996)还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的形成演化过程，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谢洪明、刘跃所(2005)将生态理论与战略网络理论进行整合，提出用战略生态的理念来分析战略网络中的企业行为，用战略网络理论与技术来分析、理解战略生态理论，进而理解、分析企业的战略行为，指导企业的持续发展。

战略网络组织间的相互联系主要涉及到战略网络组织之间的结构联系、行为联系和相对联系。结构联系包括网络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配置相应的资源关系，行为联系指各组织之间存在的经济的社会一政治活动，相对联系包括感情联系和认知联系。

Gulati(1998)用“结构洞” 和“嵌入性”原理讨论企业间的互动行为，认为战略网络结构联系主要由嵌入关系构成，嵌入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介于市场关系和层级关系之间，这种关系能更贴切地表达企业实践中企业间的实际连接方式。Bimbirg(1998)根据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的不同程度探讨了网络组织间的行为联系特征。这些特征的重要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之间组合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关系行为。Richter(1996)等强调高度忠诚、相互信任的网络文化对网络组织间关系的作用，认为对关系的理解以及商业网络间的感情联系对关系承诺有积极的影响，对关系的理解对关系收益率也有正向的影响，关系承诺与关系收益率之间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维系网络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信任，信任主要来源于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双方表现出来的对互惠标准存在的意愿；二是合作者相信违约方将会由于资源的投人和减少从合作得到的收益而受到更大的损失。然而，建立个人间的感情联系虽然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需要用规章制度对其进行约束(Ring、Vandeven，1994)。网络合作者可能会采取非合作行为，以提高公司自身利益，因此必须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合作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保护其他成员的利益，提高网络管理过程中的公平性，从而保证战略网络的良性发展。谢洪明等(2003)还系统分析并确认了战略网络中企业间关系的连接方式。研究表明，战略网络中企业间关系的连接建立在互惠、互赖、柔性关系和权力角逐的基础上。

通过合作努力创建的网络，可以创造出使合作者共同受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达到的。战略网络允许企业接近其网络之中的关键资源，由于企业网络的优势具有异质性和路径的依赖性，而且资源的通道本身也是异质的，嵌人企业网络之中的包括个人及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因人、因组织而异的(Gulati，1999)。因此，这种网络是很难被竞争对手所模仿或替代的，即只有特定企业的网络与特定的资源、知识有机地融合，才能产生网络租金，企业战略网络本身被看成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不可模仿的资源和能力。

传统的比较突出的网络价值创造研究是波特提出的价值链，他以单个企业的观点来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问可能的连接，是为了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和分担风险，从而获得的竞争优势。这一思想在近20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新的价值链观点将价值链看成一些群体工作的一系列工艺过程，以某一种方式不断地创新，为顾客创造价值。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价值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上，有人提出了“虚拟价值链”的概念。Backhans(1993)认为战略网络的价值创造来源于战略网络的实践动机：进入市场和获取资源、成本、时间和专业化优势。实际上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价值链的边界变得模糊，竞争也可能来自于价值链之外，因此价值网络的概念也得到了先进的管理思想者的青睐。价值网络不仅仅反映了组织间物质活动的联系，而且以组织间的效用联系、资源选择、与市场和组织内制度相联系的网络制度与规则、信息联系等方面构成了价值创造系统。

战略网络使组织间联系具有交互、进化、扩展和环境依赖的生态特性，扩大了企业的动态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价值创造，改进价值识别体系，扩大资源的价值影响。在系统竞争中，通过横向和纵向战略合作争取控制产品标准，控制竞争对手，以扩大在系统性竞争中的优势。在知识联盟中，增值最大的过程是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活动。Aldrich(1997)等认为通过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合作增加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在于提供了时间一商业实体或个人最宝贵的商品。在动态竞争战略中，战略网络是强化企业与动态环境之间互动和企业进化的保障，谢洪明(2005)整合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论的观点，从战略网络的视角认识企业的行为和动态竞争；李焕荣(2004)则把战略网络功能总结为战略合作、网络通道、优势互补、网络沟通和网络自组织等。

通过考察战略网络理论渊源和国内外有关战略网络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目前所作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缺乏系统研究，尤其是针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网络联合实现的选择范围和方式关注不够。其次，研究思维的线性化与静态化。将网络视为一个静态的组织的研究多，而动态研究少，事实上战略网络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各方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其管理随着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三，目前的研究方法还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和较浅层次的描述上。此外，对适合我国的战略网络管理方式研究不足。如何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网络管理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博弈性，来丰富战略网络的管理与实践，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应该针对这些不足，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的战略网络管理理论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充分考虑网络经济环境的特点，利用先进、科学且符合实践要求的方法进行更为深人的研究，力求对战略网络管理理论进行创新，为战略网络管理实践特别是在我国的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