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是指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或学说。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做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相应地，非主流经济学则是处于相反地位的经济学说。^[1]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大都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在“非主流经济学”中，不仅包括了巴兰、斯威齐等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学派，也包括了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更包括了近年来崛起的“新制度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等等。在“非主流经济学家”中，不仅有马克思、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人，也包括了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趋之若鹜的哈耶克、科斯以及森等人。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即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在西方也曾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不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不承认，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也涌现出了一股非主流思潮。出现了一批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者。“这股非主流思潮不仅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特别把反对的锋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左大培，2003)。

在中国，“非主流经济学”这个称谓，最先是在1996年9月，由杨帆邀请一部分自认为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与会者有张祥平，刘力群，左大培，温铁军等，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直接与“主流”公开对立。目前，自称或被归为“非主流经济学者”、且较为活跃的学者有：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德强、杨斌、卢周来，高粱等人；海外学者王绍光、崔之元、何清涟有时也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更多的人具有相同观点，但不敢得罪主流派，采取观望态度。^[2]

杨帆认为，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他在2003年《科学决策》杂志上对新自由主义有如下概括：第一，新自由主义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学派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有一定科学性；第二，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有利于强势集团，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武器；第三，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大国追求霸权的意识形态。

卢周来认为(2002)，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特征上的基本区别有两个：首先是立场上有差异。主流经济学家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渐进式彻底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与操作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使得他们的立场站在参与增量改革者与受益者的新兴资本集团(企业家)、权力集团(政府官员)以及知识集团(学者)一边；而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同时又作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绝对的话语上的霸权地位，而使他们成为今日经济学界的主流；而非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他们较有人文关怀，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附着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团如普通工人、农民，因而他们未从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对于前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强势集团那里受益， “惺惺相惜”的心态更是将这部分经济学家的立场推向了附着在存量上的中国当下的弱势群体一边。同时，由于受到成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强势集团的排斥，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只能处于边缘与非主流的位置。其次是学术规范上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生了大学体制内，他们中许多人还直接在西方留过学，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整体上较强，他们的研究因而也更雅致，更符合经济学一般规范。因而他们的这种学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们本身以致于国外同行认可，而且他们更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重视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时注重对策研究，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边缘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丝毫不逊于前者，但整体上却弱于前者。相对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主流占据统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话语霸权，因而批判性文字多，指谬性文字多，而建构性文字相对较弱；对策层面的文字多，理论层面文字少，他们更类似于西方以社会思想与文化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而经济研究中讲究规范从整体上也不如前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学界的非主流地位与边缘地位。

左大培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家区别于主流经济学家有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制造了一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讲公平成了罪过，平等问题成了理论上的禁区。仗着这种思想上的专制，主流经济学者们散布了一种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主张。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其二，“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的投资机会的政策。”

其三，“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而主流经济学却主张“现在还没有比较优势的就不要生产，赔钱的产品不要生产，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在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无异于扼杀自己发展经济的未来。

此外，在一系列小的观点上，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家也有着直接的交锋。比如：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能否靠腐败建立一套新体制?改革是否必须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政府是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要搞市场经济是不是只有实现私有化一条路可走?是否必须依靠国外的力量推动国内改革?是不是应该对“资本原罪”进行一揽子赦免?等等。

对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特征以及倾向性观点，杨帆曾进行过更简洁的总结：在经济上，对内主张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对外主张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学界，反对“话语霸权”，尤其是反对奉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圭臬的新僵化趋势，反对新自由主义把中国引向拉丁美洲化道路。

①发表批判、批评的意见远远多于发表赞同、表扬的意见。即使是肯定的观点，他们肯定的程度较低。比如当主流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已达到70— 80%以上时，他们却认为不足50%。他们时常批评、批判其他学者或知名学者，甚至政府、社会。他们喜欢泼冷水，他们瞪着审视的眼睛，他们始终进行冷静思考，有时被人认为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②他们特别重视运用数据说话。他们的文章很少没有数字的，他们对定量分析情有独钟。由于他们始终注重以实际出发，因而他们在研究中可能用词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所谓正统的经济学语言要求，他们的表述比较俗，比较直白，甚至借用民间语言。相反，主流学者往往用一些国外比较流行的术语，比较让人费解的语言。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笔者至今认为，治理一词与原英文一词并不吻合)，内部人控制，交易费用，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契约的产生效应，单边治理合约，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微微观分析，资金沉没于“慢”的投资工程，再贷款会带来事后有效，可证实的绩效信号门槛水平，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企业收益分为控制权收益与货币收益，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全体人民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与官员，因为人民太多，创造出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等(摘自所谓的阳春白雪的《经济研究》1998年7、9、10三期之内容提要)。这样的语言真让人匪夷所思，也许我们这些非主流学者水平太低，抑或落后于潮流?

③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行政与社会职务。主流经济学者则兼职较多，甚至兼任的是实职。比如全国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或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或委员，全国或地方政协的委员或负责人，地方政府的副市长，政府的顾问，国有企业的顾问，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或中层干部，各种学会、协会、联合会的负责人等。据了解，有些主流学者的兼职达几十项、一百项之多，以至于有时一天要赶三、五个会议。

④非主流学者有较强的独往独来的特征。比如，他们不仅与主流学者没有往来，而且他们内部之间也往来不多，他们喜欢单兵作战，他们与官界、商界接触不多，他们很少承接什么国家课题(很少申请或申请不到)，他们的研究一般都是自费，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资助，他们喜静不喜动。

⑤非主流学者的研究没有范围限制、没有程度限制，他们往往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无禁区，自由与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因此他们的研究常常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领域，有时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等。他们的研究往往与时尚宣传的口径不一致，他们常常对法律、政策及一些定论指三道四。有时也常常传说他们中的XX人遭到了处理(封杀)或引起了某些领导的不满。

⑥非主流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充满激情，他们常常为民请愿，他们的研究渗透着良心、良知，他们特别关注并反映社会上平民百姓的意见。一些主流学者常认为：非主流学者是说了也白说，应该承认既定事实，存在即合理。比如在房改问题上，非主流学者认为现行房改维护了既得不合理利益，而主流学者则认为既得不合理利益已成定局，房子一半以上已经卖了，因此现在已不需要讨论住房制度怎么改。

⑦非主流学者偏爱抓实实在在的“小”问题，抓一些下里巴人性质的问题，抓一些主流学者不太关注的问题。比如他们研究民航票价问题，铁路及电信部门的垄断问题，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城市贫困问题，农民义务教育问题，等等。他们不研究那些所谓的虚空的经济学问题，比如，对学校图书馆占座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大猪与小猪争食的博弈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囚徒困境分析，经济学家致富，CGE模型及经济学数学化等。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文章一般不符合《经济研究》的“范式”要求(《经济研究》号称经济类刊物中的阳春白雪)。

⑧非主流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及偏上收入地位。他们不可能是高收入阶层，这是部分主流学者的专利。正如梁小民所说“现代经济学家已成为一种研究与传播经济学知识的职业。经济学家从这种职业中仍然是可以赚钱的。且不说他们的职业本身有丰厚的报酬(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教授年薪在8万美元以上，有名气的教授收入更高)，应邀讲课和写作收入也颇丰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自出版以来共出17版，畅销全球，版税收入有几百万美元之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仅初版版税就高达140万美元。弗里德曼漫游全球拍摄的电视片《自由选择》及同名的畅销书也给他带来丰厚收入。许多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曼昆、格鲁克曼等，都担任《新闻周刊》、《华尔街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稿酬颇丰。还有些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收入都不少。成功的经济学家仍然是富人，只不过他们不是从商赚钱，而是从事专业工作赚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赚钱的职业”。当然，非主流学者的收入也不会在中等收入之下。因为，首先他们在处于中下收入阶层的广大百姓那里很有市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黑马效应，因此讲课、稿酬(特别是与主流学者商榷的文章稿酬)的收入还是较高的。其次，他们都比较勤奋，效率高、产量不低。非主流学者爱财不贪财，他们的收入是取之有道的。当然在非主流学者里面确实有一部分人终身不爱财，他们甘于过清贫的日子，他们奉行的是十年磨一剑，因而评奖、拿稿费、挣讲课费等与他们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