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为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它涉及的是个人或家庭与其所得收入总额的关系，是从收入所得者的规模与所得收入的规模关系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即不管个人收入来源于哪一种或哪些生产要素，只分析不同类型的个人或家庭中的收入状况和差异，要回答的是某个或各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得到的收入份额是多少。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不同个人在拥有和运用生产要素产权方面的差异，个人的收入水平就不一样，由此而形成的个人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因此西方经济学还要利用规模收入分配原则研究关于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衡量问题。

广义的收入分配公平需要考虑收入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测量收人的差距和不平等程度的方法，是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法”。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就是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曲线，如图1所示。

图1中，OI表示国民收入百分比，OP表示人口百分比，连接两对角线的直线，是绝对平均曲线，因为该线上的任何一点到纵座标和横座标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对角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示：总人口中每一定百分比的人口所拥有的收人，在总收人中也占一定相同的百分比。如果社会收入是按这种情况分配，那就说明社会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

图1中，OPY线是绝对不平均线。这条线表示：社会的全部收入都被一人所占有，其余人的收入都是零。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曲线则是实际收入分配线，即洛伦茨曲线。在这条曲线上，除了起点(O点)与终点(y点)以外，任何一点到坐标两轴间的距离都不相等。每一点都表明：占总人口的一定百分比的人口拥有的收人在总收人中所占的百分比。

从洛伦茨曲线的形状可看出：实际收入分配线越靠近对角线，则表示社会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反之，实际收入分配线越远离对角线，则表示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上述反映收入不平均的情况还有另一种表示方法，是由20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Gini)于1912年首次采用的。他根据洛伦茨曲线图找出了判断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被称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也称为“洛伦茨系数”。

在图1中，A表示实际收人分配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B表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则：

如果A＝0，基尼系数＝0，则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如果月＝0，基尼系数＝1，收入绝对不平均。可见，事实上基尼系数在零和l之间。基尼系数数值越小，越接近于收入平均；基尼系数数值越大，则收入越不平均。

基尼系数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公认为一种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方法。也被现代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作为衡量各国收入分配的——个尺度。按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小0．2表示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收入分配，一种是规模收入分配，另一种是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为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它所涉及的是个人或家庭与其所得收入总额的关系，是从收入所得者的规模与所得收入的规模的关系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个或各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所得到的收入份额是多少，而不管这些收入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功能收入分配也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它所涉及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与其所得收入的关系，是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或劳动等不同生产要素所能获得的收入份额是多少。

规模收入分配与功能收入分配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功能收入分配的差别越大，规模收入分配的差别也就越大。收入的功能分配对收入的规模分配具有决定作用。这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分配是第一位的，功盾旨收入分配的状况决定了规模收入分配的性质和数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那些在功能收入分配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规模收入分配上也必然居于上峰。

规模收人分配与功能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规模收入分配考察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各个阶层或某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收入份额的变动，各阶层的收入份额怎样变动，：变动有多大；或者说，各阶层的相对收入差别发生怎样的变化，；总趋势是怎样的，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对总收入差别及其变动额的贡献额有多大等等。功能收入分配则是从要素分配的角度，考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体制与制度变迁，改变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一旦功能收入分配发生变化，规模收入分配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政府对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支出活动的调节实现。政府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最终收入分配。

（1）政府支出规模对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支出和企业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政府的消费需求会对居民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需求会对企业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否是有害的？这取决于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消费支出方面，如果政府支出购买公共产品，能够弥补居民部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缺陷，则政府的消费效率就高于居民部门的消费效率。在投资方面，如果政府投资能够弥补私人企业对大型、长期投资项目的不足，政府的投资效率就高于企业部门的投资效率。

这也意味着，政府和居民、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如果政府和居民、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则政府支出的效率就会是低下的。政府支出可能在消费领域产生“强迫消费”、“过度消费”。例如，政府可能通过行政摊派造成强制消费；政府部门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养车的“三公消费”可能会造成过度消费。强制消费和过度消费会降低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投资领域，政府投资可能会通过垄断限制私人资本进入，从而赚取垄断利润。这也会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低下。

（2）政府支出结构对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政府支出可以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保障性支出三种。政府为了经济建设的目的而投资于基础设施、区域开发、生态保护、高科技研发等的支出，是投资性支出；政府为了维护公共管理机构正常运转而产生的国防、公共安全、政府公共机构管理支出，则是消费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也被称为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支农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是保障性支付。保障性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越高，低收入者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就越公平。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时，可能会对居民消费（来自工资基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我国规模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而这又和政府再分配职能弱化有关。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可以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职能。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一般而言，政府收入中间接税的比重越小，直接税的比重越大，财政对最终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越明显。杨文芳、方齐云对美国和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所得税在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接近60%，其次是社会保险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35%左右。中国的财政收入中，间接税一直占70%以上。在财政支出方面，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以转移支付与保障性支出为主，这两项支出一直稳定在62%左右。而中国的财政支出比重则以消费性支出为主，所占比例一直高达65%以上，其次是投资性支出，稳定在23%－30%之间，而保障性支出比例最小，一直低于10%。以上情况说明，美国的财政支出注重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而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体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今后我国的财政支出应该更侧重于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职能。

从财政支出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结构会直接影响到最终收入分配。王艺明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在全国层面上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福利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上述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上述支出却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农村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上述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因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程恩富在另文中认为，促进消费的关键环节在于打破束缚个人消费的瓶颈，即完善全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以上研究表明，今后我国政府支出必须重视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文教科卫和社会保障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