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式组织是指有机性、扁平化的组织，层级较少而功能较专精，各种内部作业整合成任务小组式的单位，随时可以独立出去单独作业，也随时能够为了新的商机而整合新的功能小组进组织内，共同执行新的任务。

二十世纪开始于生产方式泰勒化的风潮中，此一风潮在五零年代达到了高峰，造就了大企业为主体的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capitalism，Chandler，1992)，至1977年，美国大企业的力量达于巅峰，五百大的销售加总可达全国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六十二(TheStateofSmallBusiness:AReportofthePresident,1977)。1982年，日本的十六大企业集团(六家keirtsu加上十家垂直整合型财团)的销售相当全国生产总值62.6%的财货与服务(Hamilton,Zeile,andKim,1990)，平均一个keirtsu财团的核心企业有一百一十二家公司，平均一家公司有三千名以上的员工。毫无疑义地，二十世纪是大企业组织的天下，韦伯则认为科层制是现代经济理性的表现，美国知名社会学者Chandler则称其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操控整个经济生活与经济秩序的运行。他认为随著市场范围的扩大，操控全国甚至全球的企业巨人应运而兴，企业向前整合与向后整合的结果带来多部门、多功能式组织(Chandler，1977)，政经权力向跨国性大组织集中，而经理人则是新的贵族阶级，分享著组织权力扩充的辉煌战果(Chandler，1992)。

然而曾几何时，肇因于消费环境的变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为之结束，大型科层式组织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PioreandSabel,1984)。资讯社会劳动力的主流--知识工人--不同于蓝领工人，不再是整齐化一的普罗大众，他们追求个性化的消费，个性化的生活，这使得消费个性化在需求面上成为可能。Jean Baudrillard直指出资讯社会的特质就是生产过剩而过度富裕，因富裕而使得人们追求消费多样化，人们的消费欲望中，实用价值已经落居次要地位，符号价值却日渐重要，大家追求的是符号性消费(Barthes,1983;罗家德，1997a)。生产者间的剧烈竞争使消费者主权得以高举，Baudrillard因此标示出新时代的消费行为的特色而直呼之为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JeanBaudrillard,1988)。消费者要求个性化消费，市场变得破碎而多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因之结束，适合大量生产方式的科层组织也因此随之式微。

大科层组织的没落在八零年代已见端倪，美国五百大的销售加总到了一九八九年只占全国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四十二(Case,1992)，十二年间影响力下滑达16%。据美国经济学家JohnCase的研究，新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竟是中小企业的天下，它们靠著策略结盟，合纵连横，形成网络，抢占新市场(1992)。以生物科技产业为例，1989年美国有1939家相关厂商，其中27%是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另有16%是专事研究发展的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工作团队，他们必须靠著与其他公司或医院结盟，才能完成新产品的测试、通过检验与上市，所以他们结成了3441个策略联盟，使生物科技产业成为网络式组织的天下(Barley等,1992)。

依照传统经济学观点，大组织的好处是它有能力作研究发展，新高科技该是他们的囊中物才是，但事实上，高科技产业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数的小公司抓住市场利基(Niche)，在几年之间成长数十倍，如Dell,Microsoft,Apple,Norvell和Netscape等，短短几年可以从零变成数十亿美金营业的大企业。也有无数的已成型的大公司一夜之间被市场淘汰，王安宣布破产了，Wordstar公司如今变的微不足道，昨日的超级新星Wordperfect也因为跟不上视窗的新趋势而丢掉了大片的市场。在矽谷伫，年有数以百计的新厂家成立，但也以百分之五十的高倒闭率接受市场无情的洗礼(RogersandJudith,1984)。早在八零年代一开始，Toffler(1980)就观察到后工业化时代的组织有从金字塔式的科层制走向扁平化的趋势。通用电子(GE)就率先精简组织，因此在80年末期很多大公司亏损累累时，一支独秀地保持高利润，而成为企业再造的标竿(TichyandSherman,1993)。惠普公司(HP)虽然是资讯产业中和IBM鼎足而立的大公司，但八十年代未，也在企业再造上急起直追(Zell,1997)，保持著有机性的扁平组织，同样设计一项新产品，它比IBM少了八层管理关卡，结果新产品源源而出，因此惠普的市场总值从IBM的十分之一跃升成为今日IBM的三分之二。相反的，通用汽车则丢不掉庞大身驱的包袱，层层节制下设计一款新车要耗时四年，在汽车市场战国时期的七零、八零年代伫，它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由百分之四十九掉落至百分之三十六。企业再造成了大企业的求生之道，细密分工，层层整合，分层负责的科层组织原则成了改造的对向，网络组织原则因此大行其道。

垂直整合上、下游、多部门、多功能、层级分明的肥企业已走完它的辉煌岁月，正逐步让宝座于弹性而专精的企业，以及能够整合大、中、小企业于一炉的网络式组织。网络式组织之所以兴起，正在于它弹性专精的特质，可以因应快速、不稳定、多变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一如Piore和Sabel(1984)以及Perrow(1992)等人所预测的，破碎而多变的市场适合于网络式组织的发展。Piore和Sabel(1984)直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以后研究小企业以及网络式组织的学者泰半将小企业的竞争力归功于弹性专精，Perrow(1992)就整理了各家各派的说法综合成几点意见：

a)小企业贴近于市场，所以对市场的反应特别敏感。

b)小企业群有更广泛的人才，人事结构也较有弹性，可以较快速地重构技术人力的结构。

c)分权的结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以及交易延迟。

d)小企业船小好掉头，可以随时因市场需要改变产品内容。

e)小企业可以调动一群人，尤其是小老板，的积极性。

f)小企业的走动式管理使得概念得以立刻变成行动。

总之小企业的好就好在它的结构有弹性，技术有弹性，所以市场一变就可以马上反应。另外弹性专精学派的衍生学派科层组织失败说就指出，大公司的失败就失败在它的结构僵硬，比如，工资结构僵硬性便留不住一流的工程人才，势力庞大的工会抬高了蓝领工人的薪水，层层领导的科层制又为工程博士之上叠床架屋地安插了好多企管硕士，升迁管道又受限于年资排队，当薪资结构受到工会政治力量，层级结构与年资制度地重重扭曲，不能弹性地反应员工的生产力时(Stymne,1989)，有创意的人才得不到对创意合理的报酬，自然纷纷出走。矽谷就创造了一个小公司网络与工程师创业的楷模，Jobs(苹果电脑创始人)、Noyce(Intel创始人)成了矽谷人心目中的英雄，寻求发明、创业、致富三部曲，自力救济，自己找回合理的报酬(RogersandLarsen,1984)。

小公司除了弹性之外，另一个优势就是专精。而让小企业专精生产的则是网络式组织，靠著网络提供了前连锁、后连锁，小企业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在整个生产、行销过程的一小段而已，矽谷的网络式组织造就了矽谷成为SiliconGraphics执行长McCracken口中的标准化与模组化新趋势的中心(取自 Saxienian,1994：143)，大多数的厂商只要专精于一项技术，其他的技术都有模组化的零配件可以支援，以共同组成一个成品，比如，某家厂商强于绘图卡，它就可以找到前、后连锁组装出绘图功能特强的电脑，而不必须自己生产磁碟机、主机板、CPU....等等数以百计的零件。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显示，网络式劳力过程特别容易鼓励中小型企业的投入，因为只要有限的资本与技术，生产整个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的一部分，就可以创业，其他的都可以在企业网络中寻找到上、下连锁(Luo，1997)。过去美国东岸的电脑产业环境就无此便利，AnnaLeeSaxenian即观察到，几乎所有东岸的系统制造商如IBM、DEC、王安等都倾向从头生产到脚，它们也自豪于自己的独立自主，但是想要专精生产的中、小企业却很难找到前、后连锁而生存下来，大公司则备多力分，捉不住市场快速变化的趋势，这正是美国东岸大电脑公司输给矽谷的主要原因(Saxienian,1994)。

专精而弹性说明了小企业的特色，只是小企业无能力完成系统整合型的大成品，网络式组织则补足了这个缺点，而且网络式组织本身也是变形虫式组织，可以随时改动结构，纳入不同专精的企业，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企业流程再造后的工作，正好适合这种随时拆解，又随时组合的型态，使得网络式组织得以弹性地应付市场的千变万化。当资讯社会的消费者追求个性化消费，市场变得破碎而不稳定时，大工厂的规模经济在分众消费伫不再享有竞争优势，反而是小组织的小批量专精生产最符合分众市场口味，而网络式组织的弹性则较易适应多变又不稳定的市场，技术的快速变迁更让专精者才能保持技术优势，这就是为什么Piore和Sabel预测未来是弹性专精生产方式的天下，而网络式组织则是最适于弹性专精生产的组织型态。

网络式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这个名词常让人搞混，把它和架装了电脑网路，使用电脑媒体通讯(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简称CMC)的组织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为了把这两个观念区分出来，我则称后者为网路化组织，前者与企业组织型态有关，我以网络称之，后者则与企业生产工具有关，我以网路称之，两者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却那么容易将之混淆?究其实，一是因为Network这个字本身就字义混淆，它通常意指电脑网路，比如它加在国家之前，NetworkNation，就是指有了资讯高速公路的网路化国家(NohriaandEccles,1992)，但是它加在了 Organization之前，却变成网络型态的组织，词义如何能不混淆?其次是因为企业资讯化的同时往往也伴随著组织型态的网络化，两者常相伴而来，所以人们也会一个不察就用了一个名词指称两个概念。

如前面所说的，电脑网路的使用是促成网络式组织的一大功臣，一方面网路使在家上班者与外包商增多，网络式组织是有效运用这种劳动力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网路使分权化、分散各地的组织较容易沟通，所以网络式组织能有效率地管理。再加上资讯科技带来的经济环境——符号导向的消费，快速变迁又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分众化的生产，也使得网络式组织得到发展的温床。少了网路，网络式组织既少了左手右臂，也少了用武之地。

但是若说，可以用电脑网路就架构出网络式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至少在目前的资讯技术底下，这是不可能的，网络式组织仍然需要面对面的交谈以建构信任关系，网路可以增加沟通的效率，但却不是网络化的充分条件。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Nohria和Eccles(1992)就作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网路上的人际沟通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因为后者才有社会情境的情境感受，对互动者的互动符号也才能全盘掌握，包对方的眼神、姿势、肢体语言或身体接触，一个人的情感悸动往往因此而十分明显。网路上的沟通就缺少了社会情境，也只能传达讯息，所以传播知识有余，但引发情感不足。在肃穆的法庭上，面对铁面无私的法官眼神，一个人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而这些如果出现在电脑萤幕上，往往人们不会有相同的情绪。因此 Nohria和Eccles总结了四种情况是不利于网路互动的。

(1)需要快速地认证对方的角色和身分时。往往在有可能产生欺诈的情境下，这种认证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2)面对一个不确定又十分模糊的议题需要协商时。

(3)需要协调一群人一起快速行动以掌握商机时，也就是鼓动一群人的情绪采取集体行动时。

(4)需要坚强而有适应力的人际关系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信任关系时。

刚好这些需求正是一个网络式组织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尤其网络式组织更是需要信任关系才能有有效的社会控制。所以网路上互动只可以取代公司内讯息明确，例行性的沟通，却无法提供协商、争辩、集体决策、集体行动、防制欺诈以及非例行性沟通所亟需的社会情境与信任关系。Culnan和Markus的研究也指出使用网路沟通频繁的一群人，打电话、传真的机会减少了，但并面或写信的机会却增加了。简单的说，工具性关系的社会资本，只要大家有了弱连带(Granovetter,1973)，以后靠电脑网路布建情报网，互通消息，就能有效地管理运用这种人际关系资源。但是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强连带是要在长期面对面互动中慢慢建立的，对方的一颦一笑，一句体己话，一声同哀，一次把臂，才触动心灵深处一场悸动，友情越来越厚，信任越来越强，强到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时，才是事业好伙伴。

所以网路固然可以连通千里，但网络式组织的维系仍然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Mr.FieldCookies的首席执行长DebbieFields说，她一年要飞三十五万哩去与员工会面，而不只在网路上下命令。英国石油公司的主席RobertB.Horton就警告网路只是通讯的支援工具，而不是人际互动的替代品。一家美国软碟制造商也在员工次发电子邮件时，都会在萤幕上出现警语这封信真的要用电子邮件吗?组织网路化与网络式组织常常相伴而来，但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网路化绝对不是网络化的因，因为网路化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式组织，而只是后者的一项互补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