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改革是指改革发展一般是以不触动现存的“存量”格局(包括其利益格局、功能角色等)、而是在“做大”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增量成分来达到改善其整体上对于社会的适应度的一种办法。“增量改革”在基本不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或所有权基础或者说难以对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改革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达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率的改革策略。

　　增量改革是与存量改革相对应的改革模式。在社会利益格局中，存量利益既是传统体制的基础与支撑，同时也获得了传统体制全面保障；增量利益的小部分处于传统体制的边缘或末端，大部分处于传统体制之外，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的成果。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增量改革先行、以增量带动存量”的模式(如著名的价格双轨制)，这样的路径选择有两个好处：最初，主要是放松对增量空间的管制，解放市场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命力，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改革积累更多经验与智慧；当改革进行了一定阶段，来自存量利益群体的阻力越来越大，改革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继续坚持以扩大增量利益为主的增量改革，继续避开存量改革的“雷区”，尽量不触动存量利益的“奶酪”，这有利于减少来自存量利益群体的阻力，避免改革因阻力太大、困难太多而陷于停滞。

　　增量改革优先，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按照增量改革的逻辑，存量利益群体在传统利益格局中举足轻重，任何改革都不能直接而迅速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从增量改革入手，不断扩大和优化增量利益，一方面可以把改革的总盘子做大，不断巩固、强化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存量利益有一个“自然消退”的过程，其盘子会越来越小，同时增量利益的一部分“自然沉积”为新的存量利益，存量改革也将渐次展开，存量利益的品质将得到提升优化，最终形成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协同改善的局面。

　　增量改革优先，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不乏成功的操作，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老人老办法”保障了传统体制下存量利益群体的利益；“新人新制度”保障了改革条件下增量利益群体的利益，也有利于人们建立对改革后利益水平的稳定预期；“中人逐步过渡”顺应了新旧体制转型的变化，有利于缓解冲突、减轻震荡，逐步消化改革的成本和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增量改革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然而，现实的情形总是比逻辑的形式复杂得多，一种改革模式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不意味着现实中一定收获完美的结果。以早期增量改革的成功案例——价格双轨制为例，其成功在于既照顾了计划内的存量利益，又通过计划外的增量引入了市场效率，但这项改革实施不久，就出现利用双轨制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等不法交易和腐败现象，令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成绩打了折扣。

　　增量改革遵循“先易后难、不动存量”的逻辑，一开始就留下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存量利益群体的力量难以受到有效约束，他们虽然未必极力反对改革，但他们有可能强力介入增量改革，并将增量改革形成的增量利益掌控在手中。近些年来，这种可能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不幸成为现实，一些地方不但存量改革进展不力，而且原本以市场发展、社会发育为主体的增量改革，也变成了一场存量利益群体主动出击“跑马圈地”的运动，不但传统存量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未能消除，新兴增量利益群体由于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无形中也转变成了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力量。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还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抓住时机，在占用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经常受到威胁。正如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

　　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双轨体制下，“国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经济资源的遗产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没能进行下去。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而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年初邓小平做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方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热潮。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较大的下降。不过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例如1993年，虽然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财税等体系难以健全。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亦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