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速发展，风起云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特征。截至2005年，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到250多个，其中一半以上是2000年以后实施的，多数是新签署的。在众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如果根据参与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来分类，人们通常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即成员国全部是发达国家；第二类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是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据统计，大约由一半以上的区域贸易组织是北北型的，15％左右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是属于南南型。尽管如此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但其实际成效却差别悬殊。一般认为，发展最成功的是北北型组织如欧盟（EU），其次是南北型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而由人口占世界80％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南南型区域经济组织被认为难以成功，目前发展效果很不明显。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数据，目前绝大部分南南型区域经济组织的内部贸易比重不超过15％，一般都在10％以下 ，各成员国的贸易仍然主要依赖于外部贸易。面对这样一个窘况，人们不禁会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发展？曾经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是否在21世纪还会成为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个铁律？这是一个世纪命题，也是世界难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新生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性组织，也是中国走向区域化的重要一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成效和前景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当大多数南南型区域合作被认为是弱弱组合、前景渺茫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突破马太效应，实现新的财富组合，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中外经济学家对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证，经济学说与流派纷繁复杂；但是，作为经济科学中的一门新学科，区域经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形态万千，变幻莫测，人们如何简洁准确地洞察区域经济的趋势？

关联理论由要素论、系统论和统筹论构成。

• 要素论：发现弱势要素转向优势要素的视角；
• 系统论：从系统论的观点透视与分析关联经济；
• 统筹论：以统筹协调的视角驾驭关联经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崛起将意味着与欧盟、北美三足鼎立；全球经济不再单单依赖美国这台“发动机”；“10＋1”激活的东亚关联经济体其影响力最终可能与欧盟或北美旗鼓相当；亚洲经济现象隐含的意义就是：市场话语权的变化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关联理论最根本的依据。

一部世界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人类在经济层面对规律认识的发展史。科学的学说本应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但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太多的疑惑——西方经济学更像一部“富国论”。对于渴求摆脱落后、寻求发展与文明的世界80％的人口来说，他们有理由关心“奶酪在哪里？”

这是一个全人类的课题。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发达国家形成的经济增长极带来的极化效应消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资产和微弱资本，财富加速流向极点；增长极带来的扩散效应本应对发展中国家起到良好的带动效应，但是，每一次新的产业转移无不重演着在把低端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延伸，世界新的产业体系在加速形成，财富在扩张，但马太效应仍在扩大。

这就是我孜孜不倦探讨关联经济及其规律的原因。为什么提出关联经济这样一个概念？中外经济学家对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学说与流派纷繁复杂；但是，作为经济科学中的一门新学科，区域经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形态万千，变幻莫测，人们如何简洁准确地洞察区域经济的趋势？

经济是什么？简单说来，经济就是以较小成本获取较大收益。关联经济就是发现和谋求内外最佳关联并以最小成本获取更佳收益。关联规律就是揭示其本质及本质联系。

认识基于区域经济背景下的关联经济，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特征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建立在内部关联基础上的外部关联，换言之，区域经济体内部与外部的关联就是区域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区位要素、增长要素及战略要素作为关联经济的主要分析对象，而由此构成的关联要素论、关联系统论及关联协调论则成为关联理论的基本框架。人们孜孜以求的开放、创新，无一不是为了谋求建立这样一种关联。

关联理论认为，经济区位是区域经济的第一要素，具有第一性。它对增长要素起着重大影响；增长要素具有第二性，但它具有决定性作用，它能够提升甚至改变区位要素的功能及意义；战略要素具有第三性，但由于它对全局造成了不可替代性影响，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对关键性区位及经济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区位要素、增长要素与战略要素相互影响，并且可能从要素转化成为优势，使得区域发展出现全新变化。关联理论强调关注战略要素，因为它起着引领和撬动的关键性作用。

这是因为，区位要素包含了经济区位及区域经济体，包含其经济社会的依存关联、资源布局关联、分工与交易关联及其差异，其不同的空间位置体现着不同的市场约束、成本约束、资源约束、技术约束，而最终反映不同的经济水平。

区位的优劣强弱主要取决于地区性投入、地区性需求、输入的投入以及外部需求。区域经济体通过对资源、资产、资本（包括人力及技术）等要素的整合并实现流动的便利化将促使竞争力的形成。这就是增长要素作用于区位要素带来的意义。

关联理论对区域经济理论最大的奉献就是导入了战略要素及其创新意义的关联思维。

第一，统揽全局的战略视野往往有助于发现区位要素新的价值，导致更多的增长优势形成；

第二，来自国家层面的产业布局与政策、资金等安排，这样一种国家战略是区域经济的最高形态，它促使获得战略要素的经济体的区位要素凸显战略优势；

第三，战略优势还将进一步体现在对区域经济主体本身对其与客体之间资源与市场的统筹，提升竞争力。

关联经济的定律是：在时间与空间动态过程，区位要素、增长要素及战略要素的组合犹如魔方变幻，总有更佳组合。其中两种以上要素的关联组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以上财富视角；随着每一种新要素递增，更多财富的边际递增效应或递减效应在生成；当某一要素因创新或弱化而发生质变时，其整个要素组合将可能发生质的转化，产生乘数效应或除数效应；特别是战略要素具有重大的撬动意义，促使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或最劣化，最终推动区域财富生成呈现后发效应或遏止效应。关联定律的灵魂就是鼓励创新、发现财富。

这正是关联视角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强调发现财富聚集与生成的全新视角，是一种强调创新精神的视角，也是一种强调激励与进取精神的视角。从历史上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曾经使东方领先于西方，而18世纪最后25年中开始的工业革命则使欧洲超过了东方。历史一次又一次印证了“遏止领先法则”的深层原因，除却那些纷繁复杂的关联因素值得后人玩味之外，隐含着特殊规律的某一视角更值得今人去发现和升华。

如此前瞻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种要素的被成功把握和组合，都有可能转化为发展的重大动力。相对落后或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处于领先地位，当前的区域经济浪潮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赶上和超过西方的机会。

关联要素论：发现弱势要素转向优势要素的视角

关联规律的灵魂是创新，关联好比它的鹰眼与双翅，在经济社会的时空中飞翔，要素的组合是流动的升华的，不再是无序或者无望的。关联之道引领着要素的优化配置飞向一个个财富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就这样不断衍生。用这个理论去解释关联经济带来的前景，或许不见得完全准确，但是它是一种积极的视角，至少是当今这个时代战略思维所需要的品质。

关联经济原理认为，区位要素、增长要素及战略要素是关联经济范畴的主要素。其中，增长要素还包括资源、资产及资本，人力与技术被包含在资本要素当中。战略要素特指一个或多个国家在国家层面所作的战略规划、政策安排等重大推动因素。

关联经济原理之一，就是两种以上的要素配置或组合，产生一种以上的财富视角。比如一种区位要素与一种增长要素相交，就可能存在一种以上的合作途径以及增长机会；此后每一种新要素的加入，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财富视角；而且，这种视角随着时间推移，财富生成的机会可能增强或减弱，并且可能最终消失。关联原理之一带来的正向效应是加法效应。反之，由于成本的增加等原因，可能导致减法效应。

再具体地举例：对于一个小生意人来说，他购买的临街铺面会比远离街市的铺面的商业价值要高，这是因为相关铺面的价值是以街市的商业区位价值度量的。又比如，在中国开放之初，东莞的商业价值要远高于华南或西南其他更远的内陆地区，理由同样是，东莞以及相关地区的开放价值是以同香港发生的“前店后厂”模式的区位价值度量的。

在此基础上，每一种新的要素加入，都有可能增加或改变原有要素的价值，例如资源、资产或资本（包括人力、技术），可能使得原有同等条件的竞争者发生排位的变化。如生意人甲和生意人乙，都以同样价格和资金购买了同样位置的铺面，他们的竞争优势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假如他们都经营同一类商品，生意人甲的货源出自于原产地，生意人乙的货源则出自于非原产地，那么，按照原产地规则，生意人甲的财富价值大于生意人乙的财富价值。

关联经济原理之二，在区位要素与增长要素的基础上加入战略要素，则可能在一定情况下，战略要素起着引领性作用。区域经济既受区位影响，也受增长要素影响，但是，由于区域经济的最高形态为国家战略，所以，战略要素对区域经济带来不可替代的影响。战略要素在一定条件下，以政策流形态牵动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等。当战略要素与区位等要素发生关联，它的正向效应将可能产生乘法效应，它的负向效应将可能导致除法效应。

可以说，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区域，在确立某一战略、集中投入某一些特殊措施之时，将会促成这一战略实施点迅速出现产业集聚现象，有利于这个地区产业与经济的发展。由于战略要素可能超越某一产业、乃至超越经济本身的意义，可能与外交、军事、安全、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战略都发生关联，战略要素极具引领作用。

关联经济原理之三，战略要素与区位要素、增长要素的配置可能导致某一要素发生质的转换，进而形成全局质的演变，最终带来优势效应，将可能带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巨大前景。这正是关联经济及关联战略最具魅力之处。

关联经济原理之三提醒我们，经济的滞后是相对而非绝对的，通过弱势要素向优势要素的成功转换，可以带来优势经济或经济竞争力的迅速形成，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蛙跳效应”或“遏止领先效应”。这样一种规律，值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引起足够的关切和思考。

以关税同盟为例，新加坡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获得至少两重自由贸易区效应，但是，新加坡与欧盟再度发生自由贸易协议关系，则至少在叠加了新的一重自由贸易区效应的同时，还强化了区位要素，并可能提升区位要素价值，最重要的是，此前的要素转化成为优势。例如，新加坡成为欧盟进入东盟的门户，或者成为东盟进入欧盟的门户，区位要素转化成为区位优势，从而形成全局经济优势。新加坡仅用40年时间，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区域经济的本质就是关联经济

区域经济本质上就是关联经济。我们可以看到，是区域空间结构、地域分工与联系、区域产业结构成长、区域资源整合等这些主要内容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是，正是更深层次的关联意义，使得区域经济活跃起来、生动起来，并且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丰富起来，深深吸引着政府决策人、企业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然人和社会人，从消费、投资和贸易的角度关注其中的财富关联之道。

比如，在区域空间结构方面，由于发展在空间上的分布总是不平衡的，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必然形成经济活动强度和密度不同的核心区和周边区两种不同的地域单元。在区域经济活动集聚——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地域结构。从财富的生成和分布来说，它与上述“增长极”及相关区域的空间结构分布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第三章：关联经济原理又比如，在地域分工与联系方面，主要体现为产业分工的空间形式，它不仅决定区域生产专门化、区域经济联系的性质和规模，同时也决定了区域经济整体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分工与联系的存在，不仅可以促成区际间或城—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产业的地域分工形式对不同地区经济而言，常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有的地区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有的则处于低端。因此，如何形成既能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又能使各地区获得大体相近的经济利益的新型地域分工与联系，是区域经济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再比如，在区域产业结构成长方面，区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在合理分工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空间经济的整体优势，而发挥区域优势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能充分体现区域优势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网络。区域产业结构成长包括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空间布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效应、新产业空间或产业区、区域产业链的构筑、产业转移与经济中心轮替等问题的研究。这涉及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相互作用问题。

现在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区域经济关系。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区域经济的冲突与合作是区域经济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发生与发展基础——区域利益；受区域利益的驱动，不同区域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为区域稀缺资源展开角逐，这便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的区域经济竞争。然而，在日益开放的社会，每个区域的利益实现都有赖于其他地区的支持与配合，在追逐区域利益过程中各区域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合作，才能使区域利益最大限度地增进并使整体利益最大化。区域经济关系关注的就是这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关系。

最后，关于区域资源整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体现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在世界和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既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这种趋势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区域经济整合的目标，就是要在区域内建立统一和有效的市场体系，消除区域内阻碍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之间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完善和扩大区域经济和产业分工，逐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最终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区域财富源于纷繁复杂的种种诉求

政府官员、商人，或者投资人，都有理由关注区域经济，因为那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商机；但是，普通消费者，寻常家庭主妇，她们也需要同样关注吗？她们为什么要关注？她们如何去关注？

在今天中国南宁这个普通城市的超市里，你可以发现琳琅满目摆满了来自越南、泰国等国家的榴莲、红毛丹、莽吉柿、山竹、火龙果。尽管这是一个距离东南亚最近的中国城市，但对于这个城市众多家庭主妇来说，不少水果品种是她们以往闻所未闻的。与此同时，到中国与越南紧密相连的凭祥口岸去看看，同样会为那里长龙般的“水果流”惊讶——大批的中国苹果、雪梨等水果也源源不断运入河内、曼谷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城市。

看看这些数字：作为中国自东盟进口水果主要消费地的广东，2005年从泰国进口水果20.3万吨，比2003年增长1.3倍。广西自东盟进口果蔬的数量由2003年22.5万吨增至2005年33万吨，年均增长21.1％。越南是广西进口果蔬的最大货源地，占年度进口额的95％以上。

中国和东盟的“水果流”在这里悄然完成了一种美妙的交汇，满足了两地主妇对于佳果的需求。然而可以想见的是，一种需求引发出另一种新的需求，更多的关联需求又在更为宽泛的领域出现并且形成新的驱动，继而带动更多的投资与贸易，甚至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向社会、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生态与环境等范畴拓展，财富关联的领域和内涵从而更为宽泛和深刻。

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她的消费需求驱动着她对获得消费能力的需求，于是驱动着劳动以及创造，简言之，驱动着新的财富的形成。对于一个区域来说，需求驱动与供给驱动正是一个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同样的，区域的需求驱动与供给驱动，也就成为透视区域经济规律的极其关键的关联点。

如果从需求角度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它强调的是区域经济活动的前向联系，因为这种联系表现为对区域某种产出的需求引发着对其他产业活动的需求；如果从供给角度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那么，区域内的资源、资产和资本，包括人力资源正是满足上述需求而引发各种关联经济活动，并且在更宽泛的领域呈现，不同的是，它所强调的是经济活动的后向联系。

我们清楚地看到，消费、投资和贸易正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从众多视角阐述了区域经济的演变，以及区域财富的生成和兴衰。但是，我们始终难以看清的是，财富究竟在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方向，依着什么规律在生成和兴衰？

关联经济原理的重大价值与意义提醒我们，在区域经济这样一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体单元都不可能脱离全局的关联去更好地谋划和实现其诉求。其一，每一个区域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体系中首先找准其定位，找准要素体系、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等的定位，包括在其坐标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经济、外交、安全、政治、社会、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关联意义。正如离开产业链，某一产业要素难以生存和发展；离开区域经济体系，区域经济体单元也同样难以存活和发展。

其二，区域经济体自身的要素整合在不同时间与空间里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值意义，通常情况下，其所属坐标体系具有激励与制约的正向与负向意义，既不能脱离体系盲目追求扩张，又不能坐拥体系却与体系不关联甚至割裂关联，最终导致在体系中的萎缩。

其三，区域经济体在其坐标体系中具有竞争与合作的特征，当其利益诉求上升为整体体系诉求时，战略要素及优势可能产生，使之具有坐标体系的全局影响意义。也就是说，局部发展已经上升到全局发展的意义，就有可能获得来自国家层面的关联支持，区域经济体就可能获得发展力的最大化，但是，其所担负的义务与责任也因更有全局意义而显重大。

三足鼎立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和东盟将用10年时间完成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与此同时，建立一个综合框架，包含市场一体化的一系列措施，如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和谐的贸易及投资规则与标准。

届时，将建成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按人口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是一个将覆盖接近全球30%的人口，拥有大约世界40%的外汇储备，GDP和对外商品贸易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10%左右的令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据东盟测算，这个市场建立后，将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贡献1和0.3个百分点，区内贸易总额到2010年将接近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各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区内贸易比重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

而据2006年4月13日WTO发布的2005年世界贸易报告，世界货物贸易达到211462亿美元，进出口值均首次突破10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为103931亿美元，进口总值107531亿美元，均增长13%。中国、东盟对外贸易额共计14222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量的 6.7%。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东盟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1.226万亿美元，高于2004年的1.072万亿美元。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2005年东盟成员国出口总额达到6460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3.5%；进口总额达5797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5.4%。数据显示，东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保持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24.3%和25%。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表示，2005年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430亿美元，同比飙升了22%。世界银行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可能成为亚太经济圈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方面认为，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要达到2000亿美元，届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基本建成，双边互利合作将达到新的水平。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双边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呈现四大特点：

首先，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体的贸易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额年均增长22%，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高出4个百分点。根据东盟方面的统计，1993~2001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年均增长达到23%，比同期东盟整体外贸年均增长高出17个百分点。

其次，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当中的比重由上世纪70年代末的4%上升到2005年的9%；上世纪90年代初，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2%，到2005年已上升到11%。

第三，双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逐步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方向发展。2005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和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和45%。

第四，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2000年，我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到48亿美元，2005年逆差高达196亿美元，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之一。

区域经济是法则经济

什么是“规则”？规则既包括“法则、规章”，也包括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规则”的内涵涵盖了技术标准、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社会规则等多个层面，其中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可以称之为“硬规则”，而社会规则中的道德规范则可以称之为“软规则”；此外，甚至还包括不成文但却被某一特定群体默许的“潜规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则”表现为一种“契约”，即相关利益群体集思广益、反复博弈之后达成的需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这是各方均衡博弈后有益于社会进步与和谐运转的结果。

走进区域经济，就是走进规则时代。2007年，当中国产生了《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既意味着对物权方面的法律空白和内外资企业税率分置进行了法律界定，也标志着中国自入世以来开展的大规模修法行动和审批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将中国国内相关制度与WTO规则进行衔接，中国在关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制度体系。

市场经济为什么离不开规则？越成熟的市场经济，其规则便越为完善，而缺乏规则或仅有粗糙规则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大量社会失范。市场规则的完善，与市场化程度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定的“规则”来保障和支撑；而规则的健全和完善，也必须以相应的市场经济水平为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庞大，运行复杂，其市场行为主体包括各类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自然人。随着产品、产业分工与市场细分越来越趋于专业性与网络化，需要更为细分与专业的法律法规、经济规则、工作规范来约束与规范。

尽管复杂，但规则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降低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而这，是当今国际竞争中最有约束力，同时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在中国，这些年来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可以说，包括现代法律法规体系、国家管理系统、契约关系、产权关系、竞争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规则的建立健全在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的平台、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WTO规则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国际标准的贸易准则、管理准则、服务准则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至公众的日常生活。法治、透明、公正、服务，这些看似简单的执政理念和文明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这种变化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关税减让、服务业和农业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与调整等带来的影响。

在参与区域经济过程中，也要注意到，在技术标准及经济、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则日益被重视，与社会运行密切相关的“软规则”建设同样也应引起必要关注。

所谓软规则，有专家认为，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是一种基于道德层面、文化层面，通过多年的文化积淀、文化传承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取向。这一类规则虽然没有明确成文，但却是人们衡量美丑善恶的重要标准，其评判标准和强制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规范本身。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规则理念来参与区域经济？公开透明、开放竞争、企业主体和诚实守信等价值理念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广泛的规则理念，这种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化直接影响企业在市场博弈的强度和广度，撞击着区域成员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甚至改变着区域内人们的日常文化与生活习俗。

法律规则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首先是规范政府的行为，其次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现代法治的核心是只服从法律。现代法治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套法律体系，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一切人的行为不服从任何其他的权威，只服从法律。但是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法治要求法律应当符合公认的正义。比如不能侵犯他人的产权、规则要透明、要使人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规则不能追溯既往等等，这些都是公认的正义，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形成的、属于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准则。

还需要注意的是，规则在不同的区域间既显现它的共性，也要注意它的个性。任何国家经济规则的背后都一定伴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社会历史文化虽然也要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相当缓慢。在多元的人类世界历史文化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非常明显。

国际惯例也是关联经济规则

国际经济惯例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中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惯例也是关联经济规则。国际规则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国际经济惯例，通常指国际经济交往的习惯做法，或者说，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在相互间经济贸易中自愿遵循的各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它是在一些国家国内经济惯例和经济法的基础上产生，通过千百万次国际经济交往的实践逐渐形成的，至今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国际经济惯例的内容涉及国际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个环节。其中成文的部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各种习惯做法加以集中和系统化，并修改和补充而制订的世界性的比如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其他世界性组织制订，以及地区性的或国家集团范围的公约、协定、规则等；其中不成文的部分，则是大多数经贸当事人自愿地经常采用的习惯做法。国际经济惯例，无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只是对自愿约定遵循它的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第二，国际经济惯例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经过反复长期使用，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经常遵守的习惯性做法，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国际惯例是国际习惯和国际通例的总称，是一种国际行为规范。一般讲，它在效力上是任意性和准强制性的混合，是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法律规范。国际惯例可分为国际外交惯例和国际商业（贸易）惯例，后者被习惯地称为国际经济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通用性，即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用；二是稳定性，不受政策调整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三是效益性，即被国际交往活动所验证是成功的；四是重复性，即被重复多次地运作；五是准强制性，虽不是法律，但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国际经济惯例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行之有效并得到广泛遵循的习惯做法，是用于规范经济主体行为的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经济惯例有不成文的，也有经系统化集中修订而成文的，对自愿约定遵循的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国际经济惯例的种类：国际经济惯例的种类繁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从它存在的领域看，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贸易、营销、投资、租赁、信贷等。从它的具体作用看，包括保证经济活动中各个利益与行为主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即“生产者主权”、“消费者主权”、“投资者主权”的形成）、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各种类型市场的正常运作、等价交换法则的实行、正常竞争格局与形式的确立等。从实务角度，可按国际商品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外汇交易、证券交易、现代银行体系、国际投资与经济合作、国际会计、国际经济统计与国际经济审计、劳务进出口、国际旅游等若干方面分类。

寓言故事引申出“快鱼”理论

这是一则现代寓言故事，但颇具关联意味：

太阳出来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开始了赛跑。狮子知道如果它跑不过速度最慢的羚羊，它就会饿死。而对羚羊来说，如果它跑不过狮子，就一定会被吃掉。这个无情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关联意味就是，现代竞争如此残酷。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这是又一则现代寓言故事，也蕴含着特殊的意味：

有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早上突然从树林里跑出一头大黑熊来，其中一人忙着穿球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我们反正跑不过熊啊！”忙着穿球鞋的人说：“我不是要跑得快过熊，我是要跑得快过你。”故事听起来有点无情，但现实有时就是如此残酷。美国思科公司总裁就说，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要成功实现“快鱼吃慢鱼”，首先要使自己成为“快鱼”。

今天位于中国广西的中信大锰就是这样一条“快鱼”。但你绝想不到短短几年前的大锰是完全不同的样子。在2007年春天和煦的下午，董事长李维健给我讲述几乎还在昨天难忘的一幕幕。

2000年以前，大锰只能算是一条“慢鱼”，而且，还是一条“小鱼”，是一家地方企业，规模只有三四千万。当时的大锰，度日如年：不仅时常发不出职工工资，当地百姓还常以山林土地纠纷为由上门纠缠，可谓内外交困。

“小鱼”变成“快鱼”，而且是迅速壮大的“快鱼”，李维健笑言：得益于两次改制、两种资源与市场。2001年6月，本着“优势产业向优势领域集中”的理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文批准由广西大新锰矿改制成立国有独资的广西大锰锰业有限公司，并将广西天等锰矿、广西冶金锰矿工贸公司等的国有资产授权给广西大锰锰业有限公司，建立母子公司体系，一举把锰矿储量占有率提升到全国总量的22％，成为全国锰矿的老大，大锰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硫酸锰生产企业，2005年，大锰的年产值迅速达到5亿元。

如果说，大锰实现5亿元的规模用了5年时间，第二个新增5亿元则仅仅用了1年时间。就在我与李维健侃侃而谈的时候，他颇为自信地告诉我，可以缩短到约6个月左右。换句话说，2006年中信大锰触及10亿元规模，2007年可望超过15亿元。

大锰的迅速跃起，与香港中信公司的股份制合作密切关联。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中信结盟，大锰不仅解决了迅速扩张过程中带来的资金遭遇的瓶颈问题，还获得了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国内与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新空间。

中信大锰已经在菲律宾、印尼等地成功拓展业务，并且在锰业基础上延伸了铬、镍等产业链。中信大锰在“十一五”期末的目标是达到50亿元的规模。

“大鳄”的思维加上“快鱼”的速度

李维健说，当初如果没有自治区政府的扶持，不可能形成足够的“块头”，没有足够的“块头”，大型公司也不会看上大锰。现在，李维健关注的是怎样让自己的企业具有类似“跨国公司”的“块头”。

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初，往往惧怕一旦打开国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本土企业由于体瘦孱弱，容易被跨国公司这些“大鳄”撕碎。中信大锰的成长表明，本土企业也可能成为“大鳄”。只是，李维健更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理念和运作模式。

速度是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速度因素可能是竞争的第一要素。但是，在复杂多元的区域市场竞争中，仅有速度是不够的，还需要讲究智慧，以智取胜。在今天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跨国公司正在以其“智慧＋速度”在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竞争的国际化，事实上更多的是“智慧＋速度”的博弈。

在运作中所形成的总部运作模式，成为区域市场高度关注的“大鳄”现象。在今天的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由于市场运作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中的顶级模式是跨国公司。研究“大鳄”的思维方式，加上“快鱼”的速度，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其表现形式类似于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核心—边缘”的关系(core-periphery，简称CP关系)。

总部经济一旦形成，就可以给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外溢效应，比如税收供应效应、产业聚集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乘数效应、资本放大效应等明显的外溢效应。

关注总部经济，龙永图先生更为关注的是它的聚集能力和聚集效应。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已经形成了生产链、供应链。就像波音飞机，它并不是在一个国家制造，而是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生产。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形成了很长的生产链。现在又形成了供应链的理论，即从一个产品的原料、零部件的供应，到资金的供应，到产品的设计、生产、运输、批发、零售，形成一个很长很长的跨国供应链或生产链。

龙永图说，形成了这些生产链和供应链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寻找那些在生产链和供应链中能形成龙头的企业，CBD就是要吸引或者是培育这样具有龙头作用的、能够整合资源的新企业。因为，现在的世界竞争已经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而是生产链和生产链的竞争，是供应链和供应链的竞争。一个企业的实力不在于它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他能够整合多少资源。所以一个CBD如果能够成为整合资源的CBD，这个CBD才有活力和生机。

新、港、沪总部经济模式及理念的比较

新加坡与香港的总部经济竞争如火如荼。令两地敬畏的是，上海总部经济正在以后起之秀之势崛起。但是，比外在的竞争之势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体现其理念的运作模式。

新加坡总部经济是在其天然优势基础上由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的，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首先是总部经济的战略制定者。在新加坡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为其制定出一项较制造业发展战略更为详细的发展战略。该发展战略始出于《1972年度预算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规划》（1981年）中有所完善，并且在8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经济：新方向》（1986）中得到进一步具体化。

其次，新加坡政府制定和出台了吸引“总部”的差别性优惠政策。包括特准国际贸易计划（Approve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eme，AITS）、商业总部（Business Head-Quarters Programme，BHQ）、营业总部地位（Operational Headquarter Status，OHS）和跨国营业总部奖励（Regional Operational HQS for MUCS）等。国际贸易占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多，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为继续保持和加强新加坡的竞争优势推出了《特准国际贸易计划》，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促进对外贸易及转口贸易的增长。对符合条件的公司每年只收10%的公司所得税。

第三，高效廉洁的新加坡政府进一步优化了“总部环境”。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洁形象举世称道，是增加跨国公司投资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码。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优质的制度软环境基础。新加坡政府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同时也创造了世界一流的行政工作效率。

香港如何保持总部经济优势？时至今日，香港的各种内部优势依然表现强势。首先，香港继续强化制度及运行机制的高效率。其次，香港继续活跃其在人脉与国际的关系，包括商业、文化、政治等的关系。第三，凭借法律、管理、物流等优势，进一步创造优良的总部经济环境。

良好的发展总部经济的内部优势特别是税收等制度优势，以及良好的国际化、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外部优势，从中凸显的政府廉洁、服务高效的特征，使得香港总部经济具有相当明显的优越性。美国商会对在港美企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八成的公司认为香港营商环境预期为良好或满意，对香港的地理位置、税收制度、通讯网络、自由港状况以及基础设施最为满意。

那么，与新加坡、香港相比，上海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能够有多大作为？能否后来居上？按上海总部经济发展思路，未来5年上海吸引外资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外资和民间资本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

首先是把利用外资纳入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上海将继续支持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商转让关键和核心技术。其次是强化“总部经济”的功能效应，吸引国内大型企业的上市公司营运总部落户上海。第三，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努力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鼓励外资参与基础设施运营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上海政府正致力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结合上海的特点，继续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研发中心、营运中心、金融结算中心、仓储和分拨中心、跨国采购中心等“总部经济”外资企业投资落户，细化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和法规。上海“总部经济”促进中心已经发布上海首张总部经济地图，“圈定”了16家将予以重点扶持的“总部经济”基地，勾画出上海市“花开四处”的“总部经济”战略。

《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