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Free Trade）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本国进出口商品各种优待和特权，对进出口商品不加干涉和限制，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市场上自由竟争的贸易政策。它是“保护贸易”的对称。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关税制度，而是根据外贸法规即有关贸易条约与协定，使国内外产品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展开自由竟争与交易，在关税制度上，只是不采用保护关税，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仍可征收财政关税。

自由贸易政策是西方国家自由竟争时期的产物。英国实行此项政策达60年之久，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二战以后，尽管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明文规定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但世界大部分国家一直盛行贸易保护主义。

WTO在某中程度上说，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进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相信我国加入WTO后，自由贸易程度会有很大的提高。

自由贸易的静态利益包括两方面：

1.通过国际交换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

2.通过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使本国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自由贸易的动态利益在于：通过国际分工和交换，一国可以获得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从而促进就业扩大、收入提高，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及农业，当它们累积足够财富以确保可从自由贸易得益，便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便曾推行保护性的工业政策，当英国在经济上拥有领先地位，便开始支持自由贸易。

16世纪，跟自由贸易对立的重商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发展,而它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最早反对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是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各个文明都能够经济发达的原因。亚当·斯密认为增加贸易除了是埃及﹑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文化体蓬勃的原因,也是中国繁荣的原因。

自由贸易跟共产主义﹑重商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对立的。而很多战争都缘于贸易，例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

美国宪法规定,不可以对商业活动设下任何阻碍,这是通行于美国所有州分的。所以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实体。

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合法性等因素在国家利益判定中的作用上升，推动国家利益的认证从封闭走向开放，导致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发生了变化。

1.国家间的合作利益日益凸显

亚当·斯密认为，即使人都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利益的和谐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促使这一切实现的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他认为，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利益。他希望得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他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的实现。进而，爱德华·卡尔指出，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也被用于国家。沿着这条思考线索可以看出，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国家在议事日程和规则的制定方面要考虑普遍利益的重要性，因而国家利益的国际意义有了明显提高。

在一个日趋开放的时代，国际贸易活动密切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各国对合作利益的维护开始成为国家利益的应有之义。一国的经济发展不再以其他国家受损或落后为前提，而是以双方的共同发展作为基础。每一个国家在注重自身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和正当关切，立足从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结合中，有效地制定对外政策，灵活地处理国际事务。即使是实力超群的大国，也难以无视中小国家的利益，而愈来愈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一国只有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能更好地为该国的发展战略服务，其利益才能得到更大限度地增长。

国际贸易规则的H趋统一客观上要求国家之间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二战后，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国际贸易规则的加强，突出了国际贸易环境对国家利益的制约作用，对“主权让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主权国家融入自由贸易进程需主动(而不是被动)接受外部限制，自觉将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如果一国未能清晰地理解和掌握国际贸易的规则以及自身所处的国际地位，那么有时就无法准确地判断自身的利益需求。

自由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国家利益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关系。多边(或双边)贸易体系的形成，对一个国家利益的认证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国家利益的实际范围要与国际义务的履行情况尽可能保持一定比例。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由国际通用的规范和价值决定的。这些规范和价值构成国际生活并赋予其意义。简言之，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利益层面。”在自由贸易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重视本国利益的合法性，甚至偏离通用的国际贸易规则，那么就很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是，过分偏爱本国利益而不顾及他国利益的“激进民族主义”；二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追求看作世界普遍利益而对他国横加干涉的“霸权主义”。

自由贸易的发展凸显了全球利益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在给相关国家带来普遍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可以说，与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相联系，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些全球性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密切协调，将国家利益的诉求和维护上升到全球层面。

总之，如何认识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处理好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自由贸易时代界定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

2.国家利益的内外界线日趋模糊

传统国家利益观认为，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决不容许他人占有、分享和侵害。但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国家管理市场的权力日益受到侵蚀，尤其受到金融货币市场的反常行为的侵蚀。全球问题、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正在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造成冲击，使国家利益的内外界线日趋模糊。

自由贸易既能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利润，也能使其他国家付出巨大代价。在一些人看来，国家利益的含义可能包括以下内容：可得到的工作、贮存的商品、可靠的通讯、充足的医疗、商品销路、有效的公共交通、一种社会安全网络。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国家利益的含义可能包括以下内容：可以负担的信用、自由放任主义管制、较低的赋税、变动的工作规则。也就是说，单靠某一民族国家政府并不能满足上述种种需求。因此，以公共产品在国家经挤范围内的界定和分配作为直接导向的每一项政策，必然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尽管政府有可能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但是无法阻挡更多的市民参与对国家利益功效的评判。

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指出，国家疆界对经济活动的行为和组织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关注自由贸易的增长，关注通过跨国合作摆脱政治规则和国家权限的能力，并且关注资本免除国家和领土的限制。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利润的平均化进程大大加快，导致微利时代的到来，空间层次的国际贸易利益逐步缩小，时间层次、产业链层次的贸易利益成为贸易商追逐的主要目标。当然，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国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利益几乎不可能被界定为一种连接网络，以此可以将国家的不同部分与世界范围内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方连在一起。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对理解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3.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发生明显变化

当今时代，自由贸易打破了许多传统界限(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政治与经济的界限等)，导致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更具变动性。可以说，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叉、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融合、软实力层面的利益对其他利益的整合，较为具体地反映了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变化。

自由贸易使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世界各国都在自觉、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一般而言，自由贸易突出了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的维护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经济安全开始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经济手段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外交成为当前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目标之一。许多国家纷纷以地缘、民族、宗教关系为纽带，积极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寻求和开辟经济贸易关系的途径。

自由贸易凸显了科技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不断朝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对于贸易参与国而言，国际信息网络能够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进入市场的壁垒。随着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为此，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旨在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实力，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先导。

自由贸易增强了国内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对于国家利益的影响。自由贸易给国内各利益群体带来的利润不尽相同，直接影响着它们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认知程度，进而影响它们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倾向性。相对而言，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较多的群体往往支持自由贸易，获益较少或者利益受损的群体则往往支持保护贸易。上述两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使国家利益更加趋于综合化。因此，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内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对国家利益的整合作用越来越明显。

4.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损害国家利益

无条件的自由贸易究竟如何对一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影响?借助自由贸易的三个基本模型，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回答上述问题。

在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分别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一种产品，放弃另一种不具有优势产品的生产。

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的经济部门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这个部门、这个行业恰恰是该国的命脉，就会危及其国家安全。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劣势行业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摧毁一个经济部门和一个行业。

在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专门生产更多占用本国丰富而廉价资源的产品，而少生产或不生产更多占用本国稀缺而昂贵资源的产品。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造成某种资源的枯竭、地力破坏、环境恶化，从而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2·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两种货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实行自由的货币兑换制度，以适应自由贸易。而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伴随而来的货币自由兑换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

如果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很脆弱，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实际上，自由贸易理论未能准确地解释自由贸易发生和运转规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片面夸大了自由贸易为参与国带来的利益的统一性，而没有重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没有充分意识到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贸易条件能够直接影响贸易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进而有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会对一国的产业、能源、环境和金融等领域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埋下隐患。

随着自由贸易成为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环节和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地位受到了挑战。表面来看，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维护国家利益似乎难以协调。实际则不然，二者也能相互促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已经成为一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同时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也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实际上，贸易自由化对维护国家利益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使国家利益的作用方式日趋复杂化。在自由贸易时代，最能体现国家利益之复杂作用方式的，就是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日趋复杂。

国际贸易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了日趋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国家在关注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国际制度层面的战略利益，极力追求对于各种国际制度的“创新权”或者“话语权”。然而，包括多边贸易体系在内的世界秩序和各种国际制度安排，是西方国家霸权的遗产，是西方维护既得利益的“软实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软实力”层面的利益构成中，文化利益开始成为国家利益的新亮点。美国学者麦哲指出，文化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构架、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国际冲突的原因。当然，在今日世界，断言文明、文化间的冲突将是国际政治最主要的冲突显然言过其实。然而，既然国家都以特定的民族文化为根基，视本国文化为至尊，那么文化步人国际关系，被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例如，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抗。

在自由贸易规则日趋统一的今天，淡化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不等于西方学者所渲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并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它只是说明，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开始下降。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摆脱不掉一定的意识形态在制定政策、评断国际活动的过程中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与制约。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从国家利益的视线中消失，它对其他层面利益的影响始终存在，甚至在某一特定时期有可能起主导作用。

当前，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者重合，而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一方面，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不同国家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判断其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从国家利益的视线中消失的情况下，它仍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扮演一定角色。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在某一时期有可能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这将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

总之，国家利益仍然在自由贸易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只是其作用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而已。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