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又称权衡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依据对经济情势的判断，为达成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权衡性措施。

弗里德曼认为，通过这种政策只能在很有限的时期内限定利息率和失业率，其结果是弊大于利，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时滞”，使得政策执行者在扩大或收缩货币信贷流量时，难免做过了头，从而更加促成经济动荡不定。以美国为例，1966年初，联邦储备系统虽应紧缩银根，但却在来了个过猛的急刹车以后，从1966年末又倒转头来重新开始扩张，一直到1967年11月，使得货币供给量长期待续地过快增长，造成了战后货币增长率最剧烈的变动。又如为了压低利息串以刺激投资，而运用公开市场政策，买进债券来过度地扩大货币供应量，这虽可奏效一时，但经过一两年以后，那些促使利息串降低的因素又会倒转过来促使利息上升。因为随着降低利率而刺激投资后，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对货币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同时还可能引起物价上升，当贷款人预期物价上升，就要提高利息率。这样，通货愈膨胀，利息率愈上升；利息率愈上升，愈希望通过膨胀通货来使之下降。结果使利息率进入高低往复的周期性调整过程，而对经济的稳定却无所补益。

在凯恩斯学派兴起之前，西方经济理论界基本上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生产）会自行创造需求，市场机制能使经济均衡发展，失业只是“摩擦性”和“自愿的”，不存在非自愿的失业。J.M.凯恩斯则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完全保证经济均衡发展，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产生危机与失业。要避免危机与失业，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干预的基本方式是需求管理，即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社会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均衡，保证经济均衡发展。

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即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产量，失业扩大时，政府就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或者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或者同时实行这两种政策，以刺激社会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需求，使需求与供给均衡，消除失业。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即总需求高于充分就业产量发生通货膨胀时，政府就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赤字；或者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以提高利率；或者同时实行这两种政策，以抑制社会需求，使需求与供给均衡，消除通货膨胀。

在反危机的政策措施中，凯恩斯比较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凯恩斯认为当利率低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会无限呆藏货币,而不用于投资或消费,即所谓流动性陷阱。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增加供应的货币量会被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所抵消，不导致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应扩大。而财政支出多直接用于投资，由于投资乘数效应，它具有较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曾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居统治地位，西方国家货币当局亦多采用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即权衡性货币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采用了众多的政策工具。凯恩斯学派认为，权衡性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是正确的货币政策,它优于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对于这一现象，凯恩斯学派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也未提出有力的解决措施，从而引起其他学派对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批评，指出：“相机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长而且不稳定,往往导致过头的政策行为，加深对经济的干扰，况且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兼顾。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滞胀，就是由于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造成的。但是，多数国家仍实行权衡性货币政策，有少数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则主要实行稳定货币增长率的政策。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具有三个特点：

(1)货币政策本身属于一种能动性的短期经济稳定政策，货币当局之所以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其目的是要用货币政策所造成的能动性名义国民收入波动来抵消因总需求扰乱所导致的自发性名义国民收入波动，借以调节经济周期，稳定经济运行。

(2)货币政策对因总需求扰乱所导致的名义国民收入的自发性波动的能动抵制作用，从而是对经济运行的稳定作用，是通过“逆对经济风向行事”的“反经济周期”的具体操作方式而实现的。

(3)在“逆对经济风向行事”的“反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货币当局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它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权衡取舍，从而扮演了一个“货币列车”的“驾驶员”角色。

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三个主要工具：

1.公开市场业务，这是联邦政府对货币实行逐日管理的工具。所谓公开市场业务，就是在公开市场上，通过中央银行买卖政府金融债券以调整和影响货币供给量的一种措施。

当中央银行买进商业银行或非银行公众手中持有的债券时，就将增加强力货币H的数量，从而按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给的倍增；当中央银行出售债券给商业银行或非银行公众时，就将减少强力货币H的数量，从而按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给的倍减。

当然，联邦政府除了从事这种积极的调节货币供给的公开市场行动外，还有另外一种防御性的公开市场行动，这就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买进或售出政府债券是为了抵消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用以平衡多余准备金以及非银行公众手中持有的现金等过多或过少的不良运动，以稳定货币的供给。

2．改变法定准备率。联邦储备系统可以通过法律改变其成员银行的法定准备率，以影响货币乘数，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例如：在强力货币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提高法定准备率会减少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减少；降低法定准备率会增加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这是因为提高法定准备率，要求商业银行系统增加法定准备金，从而导致了信贷收缩，货币供给减少；而降低法定准备串，商业银行系统将出现多余准备金，银行为获利必然增加信贷以减少多余准备金，这就增加了货币供给。

由上分析可知，改变法定准备率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纵使很小的改变也可能引起货币供给的剧烈变动。但是，因为实际应用上的问题，这一工具很少使用。首先，改变法定难备率的行动是通过法律一次性完成的，不象一般公开市场业务那样具有政策的灵活可变性。其次，降低法定准备率可能要比提高法定准备率容易实行。因为，提高法定准备率可能会由于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限制客观上无法很快实现，也可能会由于作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的商业银行会因此相对于其他非联邦储备系统成员的银行而处于不利功竞争地位，主观上妨碍它的实现。

3．改变贴现率。通过改变中央银行贷款给它的成员银行的贴现率，可以起到调整和影响货币供给量的作用。中央银行降低贴现率，会鼓励商业银行借钱，增加高能货币的数量，这样在货币乘数本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反之；．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会限制商业银行借钱，因为此时借钱需要文付较高的利息，如果商业银行不能保证所借到的钱能以更高的利率贷出，就会减少借款，从而使得高能货币减少，在货币乘数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减少。

由于改变贴现率的政策效果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政府的作用是被动的，仅仅通过改变贴现率的政策往往很难使得贴现控制在理想的水平。此外，贴现率还可能产生政府所希望的和不希望的各种心理效应，例如，贴现率的提高，人们可能会认为货币政策略会紧缩，银行将更谨慎地放款，这显然是政府在试图紧缩货币政策时所希望的。但是，贴现率的提高，也可能使得潜在的贷款者觉得以后贴现串会更高，从而增加目前的借款，这显然与政府提高贴现率以减少货币供给的意图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