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就业是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并不等于全部就业或者完全就业，而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失业。但所有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的和季节性的，而且失业的间隔期很短。通常把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时的就业水平称为充分就业。

凯恩斯提出的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主张: 刺激私人投资，为扩大个人消费创造条件；促进国家投资，通过公共工程、救济金、教育费用、军事费用等公共投资，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政府通过实行累进税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

1、充分就业是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岁——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2、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3、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4、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5、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即95.5—96.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4.5—5.5%，即94.5—95.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5.5—6.5%，即93.5—94.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

6、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充分就业既是微观居民户家庭实现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预期，也是宏观政府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的重大工具意义和终极目的价值在于：

1、权利保证。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每个劳动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就业岗位上实在地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动就业和自我发展的真实权利，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体现、证明和运用，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偏好获得了满足，有可能实现符合个人意愿的全面发展。

2、经济支撑。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

3、精神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4、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处在动态和谐的健康运行状态。

5、消解冲突。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业状态既满足了微观层面的公众需要，又满足了宏观层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众理性预期目标的最佳耦合状态，因此，社会各界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反对一切，但惟独没有人反对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首先并最终有利于人的发展，充分就业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发展意义和民本主义发展价值。充分就业首先有利于人口发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公众，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首先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如果只有官僚阶层获得最优发展，城市人口获得次优发展，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发展，城乡人口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割裂“发展”，中国将会出现可持续性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