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在2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了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原理，颂扬以利己为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自此以后，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论证的主要目标。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西方微观经济学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以利己为行为动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帕累托意义下的）最优。这就是说，如果每个消费者都为了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每个生产者都追求最大利润，那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他们不仅能做到，而且还会不自觉地使社会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然而，现实经济中的一些情况可能与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完全不一样。如果现实经济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经济所要求的条件，结果还会是帕累托最优吗？

西方学者承认，存在着诸如垄断、外在性、公共物品等若干导致失灵的因素。但他们又声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微观经济政策可以修正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道：“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情况，使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其中三种最重要的是不完全竞争，如垄断，外部效应，如污染，以及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公路。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缺乏效率，而政府则可以起到医治疾病的有用作用。”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国家对微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现实经济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因而能使经济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却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那么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

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R.G.Lipsey)和兰卡斯特(K.Lancaster)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简单地说，次优理论包含的内容是：“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结果也未见得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

通俗而言，次优理论的含义是：“假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满足十个假设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至少有一个不能满足，即被破坏掉了，那么，满足全部剩下来的九个条件而得到的次优状态，未必比满足剩下来的九个条件中一部分（如满足四个或五个）而得到的次优状态更加接近于十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次优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如图1所示。

假设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图中的PP表示，偏好由无差异曲线给定。又假定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约束条件，使得最优点E无法达到。设这个约束条件由直线AB表示。由于存在着这一约束，经济难以达到直线AB右上方的商品组合。社会最优化问题是在AB线的约束下争取（由无差异曲线表示的）福利最大化。图1清楚地显示这一最优点不一定在生产可能性边界PP线上。点C明显地比技术上有效的点D更优。这显然否定了这样的论点，即如果帕累托最优的所有条件不能全部满足，则满足某一部分就是最好的政策。

次优理论的基本思想还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E.Meade)所讲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设想一个人，他想登上群山的最高点。在朝着最高点行进的途中，他将不得不先爬上一些较低的山峰，然后再下山。因此，下面的说法并不正确，即为了达到最高点，这个人应该始终向山上爬。再者，由于最高的那座山被不同高度的群山环绕着，因此，当他爬到一座山后，很可能要攀登的是另一座较低的山。所以，任何朝着最高点移动，一定都会把这个人带到更高的位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由于原有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破坏而未能实现，因而实现的某些条件被破坏后的最优结果通常冠以“次优”。相应地，上述结论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次优定理”或“次优理论”。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行为者的行为规则与所需要的行为规则相背离，且“不轨者”的行为又不能改变时，次优问题就存在。“不轨者”是指不按照整体经济所要求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办事，对整体经济环境造成危害的经济主体。次优问题的主要来源有：

(1)垄断势力及其差异程度；

(2)未被纠正的外部效应；

(3)税收；

(4)政府干预。

在经济体系中，这些“不轨者”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经济组成部分，我们又没有办法将这些经济个体驱逐出市场，惟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考虑到他们的不规则经济行为，尽可能地减少由于他们的不规则行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只要信息充分，其他经济主体就会针对“不轨者”的行为做出最好的反应。这样一来，由于“不轨者”的不规则行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将偏离原来的帕累托最优。显然，次优理论针对不可改变的外部扭曲条件，承认这些客观存在的扭曲条件，将这些扭曲看作一个约束条件，然后再求最优解。

1956年，李普西和兰凯斯特在他们的开创性论文中写道：“有关次优问题的一般理论表明，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引入一个约束条件，该条件又使得一个帕累托状态无法实现，那么，其他的帕累托条件尽管是可行的，但一般而言，也不再是必要的。换句话说，给定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不能满足，那么，最优状态只能靠偏离其他帕累托条件来得到。”由于扭曲因素不同，次优理论的最优解的条件与帕累托最优解的条件不同。帕累托最优解的条件就是完全竞争的均衡点，而次优理论的最优解的条件中，许多不再是帕累托状态。假设有K个经济部门，当它们达到帕累托最优时满足N个条件。如果其中有一个部门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偏离了最优条 件，为了实现目标函数最大化(即达到次优值)，那么其他K-1个部门中，有许多也要偏离最优条件。

次优理论表明，在不可改变的扭曲因素的影响下，如果有充分的信息且执行成本很小，那么将这些扭曲因素加以考虑，就会得到在扭曲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值解(即次优解)。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以及经济产品之间替代和互补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找到次优条件对应的次优解，从而福利经济学寻找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只是一个空想。

次优理论的内含是，由福利经济学提供的大多数简便而一般政策指南，如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并不符合经济现实，现实经济很可能受制于某些约束。在李普西和兰卡斯特的文章发表之前，传统的认识是，实施一种“零打碎敲的政策”是合意的，只要在某些方面满足“帕累托条件”，而不管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是否满足这些条件，结果也将是更好的。次优理论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否定了完全竞争模型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众所周知，完全竞争模型在西方经济学中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给西方经济社会的组织提供一个衡量优劣的标准；其二，被用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完全竞争模型之所以成为西方微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原因在于，该模型是微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现实和该模型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那就应该通过微观经济政策来加以修正和弥补，以便使二者一致，从而使现实逼近和达到理想状态。为此，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道：“政府往往要使用它的武器（这里指微观经济政策——引者）来矫正重要的市场失灵的情况。”

然而，次优理论却在理论上证明，在不能全部符合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执行微观经济政策未必能使现实接近理想状态。因此，完全竞争模型不能成为实行微观经济政策的理由。

第二，当经济中出现市场失灵时，并不是尽量满足帕累托最优要求的条件，而是依照某些福利目标来设计适宜的政策。现实当中，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要求的假设条件并不能全部得到满足。按照次优理论，微观经济政策实施造成的满足多条件的状态并不能比满足较少条件的状态更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从前面图1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配置问题可以用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的方法求解。给定一定的约束条件，社会不一定追求生产的有效性，次优点不必是有效率的点。如果承认现实世界并非完美，则在经济中出现市场失灵时，适宜的微观经济政策并不是尽量满足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条件，而是按照一定的福利目标，努力减少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负效应，从而改善效率和福利水平。一位西方学者在论述次优理论时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愚蠢的不执行政策的倾向以及胡乱执行政策的倾向。这些倾向是愚蠢的，正如在一次棋赛中，一个人由于不能找到最优的策略而认输的事例一样。当然，我们渴望知道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但也应该按照你所认为的最好办法做。”

次优理论给完全竞争模型带来了一次严重的冲击，而对完全竞争模型的论述又构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最主要的内容。因此，次优理论也可以说给西方微观经济学带来了一次同样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使完全竞争模型失掉了作为判别微观经济运行优劣的标准；第二，动摇了完全竞争模型被用来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关于后者，本文已在上面加以论述。下面简要说明一下前者。

西方学者往往承认完全竞争可致资源最优配置的说法系建筑在一系列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之上，从而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他们也往往宣称，完全竞争模型却可以被当作为一个标准，用以判别现实状态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例如，一本流行的西方教科书承认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严峻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该教材接着写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费时间来学习完全竞争呢？答案就是本教材的中心思想，即：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做得最好。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哪些市场做得不错，我们可以从最好的完全竞争市场开始。”上面引文的含义是，要想判断现实市场情况的优劣，可以把该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状态进行比较，二者的差距的大小决定现实市场的优劣。这里的差距系指存在于现实市场的条件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的差距而言。

然而，次优理论却证明：在不能全部符合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满足较多的条件的市场未必优于满足较少条件的市场。这就是说，现实与理想市场之间的差距并不能判别优劣，从而，作为判别的标准，完全竞争模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次优理论的思想并非是全新的。早在1909年，帕累托本人就已证明自由贸易（用现代术浯解释为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帕累托条件”）可能比贸易保护更可取，而且证明了如果存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仅仅排除其中的某一种扭曲，每个个体可能不会有更好的处境。现在，次优理论被广泛应用在财政学和贸易政策等领域中。次优理论及其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微观经济政策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次优理论并不否定微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效果，它的意义在于，人们不能把完全竞争模型当作为理论依据来论证微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评价该政策的效果。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是快速转轨，还是逐步转轨，天论是改革家，还是经济学家都面临着如何选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方式的困惑。

针对如何设计转轨方式，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机制能使资源配置最优，而且市场机制的建立也是越快越好。快速转轨的代价是最小的，也是最优的选择。所以一旦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最优的选择是一夜之间完成转轨。任何能快速达到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手段都是最优的选择。由此导致了苏联经济转轨中的休克式疗法的出现。休克式疗法是最优理论的体现：竞争性市场机制是最优的目标模式，而且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优方式是尽快抛弃原有体制中的各种约束因素，迅速实现竞争性市场机制。这样的选择相对于其他方式是一个最优选择。几个月内苏联就打破了原有体制，全面地建立市场机制。这样的经济转轨在短期内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长期看却是最优的。

与此相反，为了达到竞争性市场机制这一最优的目标，我国选择的经济转轨方式是次优的渐进式转轨，针对计划经济中的政府集中控制，一步一步地改革。相对于快速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最优方式而言，这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因为要保持政治的稳定，所以每一阶段的改革总是在一些不能变动的约束条件下，对经济进行调整，尽可能实现扭曲经济环境中的最优。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我国经历了“拨改贷、乡镇企业的发展、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制、金融控制、国有企业上市和债转股”等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在渐进式改革中，某些计划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暂时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暂时无法改变这些客观存在的环境扭曲。在这样的扭曲环境下，顺从这些条件寻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这种经济转轨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次优。

我国的次优式渐进改革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着不断积累的矛盾。目前，评价苏联休克式的最优改革与我国的渐进式次优改革，哪一种更好可能为时尚早。但从理论上讲，次优理论要求在系统中存在扭曲条件进行调节时，要全面对经济条件进行调整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全面调整中，其它各经济部门的调整程度要多大，无法确定。这样一来，次优式的渐进式改革造成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正反映了这些成本损失的累积，而且迄今为止，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的难题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