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思潮的根基在于深信人民和国家都有基本的、功能性的跨国管理需要。一些学者认为，功能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中层理论。1946年，国际关系学者马梯尼(David Matrany)在其《有效的和平体制》(A Working Peaceful System)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如何和平地将各国分开，而是要使各国积极地相处”(Karns&Mingst，2004：40)。他预见到，只有不断编织一个日益扩展的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网络，并让各国在这个网络或者通过这个网络参与其中，所有国家的利益和生存才能够逐渐融合。功能主义者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相信人类完全有可能培养自身的国际协作精神，至少能够在非政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相互谈论和协商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共同寻求处理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人类就将无法消除战争，因而人类本身也将无法生存。随着共同问题的解决和合作习惯的形成，各国也有可能逐渐拓展政治与军事领域的合作。

　　功能主义者倡导“形式为功能服务”，主张建立专门性的国际组织。学者们认为，功能主义为19世纪后期专业行政性国际组织的出现作出了贡献，功能主义的观点也为我们认识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帮助。在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报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建立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功能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

　　有学者认为，功能主义——尤其是威尔逊总统的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结合——是众多国际教育组织以及二战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澳大利亚学者琼斯(Jones，2005：7)认为，威尔逊总统深知，各国利益的和谐是各国相互理解和关照的产物，也是教育的重要结果。而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就论证了教育的目标与民主社会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民主主义的教育造就和平、进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这与威尔逊希望建设的国际社会完全一致。应该说，如果人类不能够培养出爱和平、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各国的和平相处就不可能实现。

　　功能主义思潮还为区域性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欧洲联盟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具有单一功能的区域性组织开始的。欧洲首先建立的是“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以后又创建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再接着是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欧共体的功能已经大大扩展，涉及产业、经济、社会、教育、青少年、社会福利乃至国家安全领域，最后导致了欧洲联盟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