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体育:假正经多了，正经人装不正经反倒被误会~

历史人物被误读是常有的事。有的是被外力扭曲，有的是受一时一地地潮流影响，有的是不同解读者各有方法或角度，都自称其描述的才是“真实的”。而有的，却可能是当事人留下的材料，在情感色彩上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后人误会了。

用文化学者栾保群的话来说，不正经的人装正经，太过寻常，正经的人偶尔装一下不正经，反倒被当真了。他说这话指的是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而他本人亦是张岱《石匮书》等作品的当代校点者。

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活在诸种光环之下而费尽心机，而又有多少人克制名利之欲，不断自省甚至自嘲。张岱当属后者。关于他的史学创举自不必多说，且说一说他的名篇《自为墓志铭》，在其中，他开篇即说：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在张岱有玩物玩世谑癖几乎已成定论的今天，栾保群撰文来稿，剥茧抽丝，向我们评述了一番张岱其人其事。张岱的文章突破“宗经”“载道”原则，不为宗教或政治服务，而专注于平凡人、平凡事。在今天去看四百年前的张岱，除了理解他的锋芒和小品文才华，还另有一番察人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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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自称“蜀人”），图为《（乾隆）绍兴府志》人物志中的张岱介绍。

不正经的人装正经，这不仅是司空见惯，而且是一种常态。而正经的人偶尔装一下不正经，虽然大都能让理解者会心一笑，但也难免让主人落入自己的陷阱，或为小人所曲解，或为好心人所误会。张岱《自为墓志铭》中的“少为纨袴子弟”一段就是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例。“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再加上《梦忆》（《陶庵梦忆》）一书由于题材限定在对旧日繁华的“追忆”，这便无异于呈堂自供，坐定了张宗子“纨绔子弟”的身份。

当然张岱的爱好者大多是宽容而有正常思维的。吃喝为人生的基本需求，玩乐也是吃饱或半饱之后人生向精神层面的扩展，至于对鲜衣美食、梨园鼓吹之类的追求，虽然读者各人的癖好不同，但大家都能不仅宽容，而且对张岱的多方面的精致情趣还抱有欣赏的态度。

那么这里还有什么“误解”呢？以我之见，其误解就在于认为张岱的前半生就只是精于吃喝玩乐的富贵闲人，鄙夷名利，超于尘外，俨然另一个“贾宝玉”。所以，如果我说张岱不但不轻视功利，甚至很热衷，一定会受到不少朋友的吐槽。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张岱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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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的张氏家族，兴于高祖张天复，盛于曾祖张元汴，守成于祖父张汝霖，衰于其父张耀芳，到张岱这一代真应了“五世而斩”的魔咒，虽然尚未败落，但无论明朝亡与不亡，张岱年近五十还没有考成举人，这一世是与官场没什么缘分了。而自曾祖张元汴开始至张岱，四世都是长子长孙，作为状元长房的嫡长子，张岱有承续世代簪缨的责任。

他十六岁写的《南镇祈梦》的疏文，“功名志急”、“祈祷心坚”，可以说是自小就牢牢打下根基；在成年屡受考场的挫折，他更是把“公侯之家，必复其祖”当作一种信念挂在嘴边（见《琅嬛文集》中的《五异人传》和《跋王文聚隶书兰亭帖》）。而科举的功名真有人力所不能及者，张岱的挚友祁彪佳比他年纪小五岁，二十一岁时就中了进士，崇祯八年从御史任上辞官归隐的时候，才华并不次于祁彪佳的张岱还在乡试的途中坎坷着。

那么张岱“必复其祖”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呢？张岱的不同凡庸就在于，他和顾炎武一样，很早的时候就不把科名看作达到人生目标的唯一途径。他在《梦忆》中有多篇谈到工匠和戏剧名家的绝艺，既然一技一艺皆能名世以不朽，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不可知的科场和考官呢。

《梦忆》中有几篇写龙山西冈张家园林小景的文字，文章风格多模仿刘同人，分散来看，只见其精致，似乎没有太多的立意。但如果把它们集中排列起来，就发现这是一组有意为之的精妙小品，并不能简单地当成“故意用怪文句”的涩品。高祖张天复的《筠芝亭》质朴无华、气象高远；祖父张汝霖的《砎园》因势成事、华缛雍容；五雪叔的《巘花阁》精巧有余、气局逼仄；父亲张耀芳的《悬杪亭》空中楼阁，终于拆毁。比较而读，篇篇都透露出各自主人的气质和命运，而顺序看来，家族的自兴到盛至衰也如草蛇灰线，蜿蜒其中。

这不是我作为阅读者的遐想附会。试举一端：筠芝亭，在张岱写此文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为其季祖张汝懋改建，不复旧时面目，但张岱为什么要写十七岁以前的旧日印象呢？因为他写的与其说是筠芝亭，毋宁是张天复，在这篇小文中，“人亭合一”，筠芝亭就是张天复。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张岱《家传·附传》中对家族几代人亲情变化的叙述，结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余之家世自此斩矣”，便可知张岱写这组小品已经蕴藏着对家世没落的感伤，每一篇都是有意地掺入人世的体味。

张岱引为山水知己的刘侗，其写景小品的特色就是以情摄境，物我两融，而张岱这一组带有竟陵风格的小品，正得刘侗神髓，这在本组小品的最后一篇，即写张岱读书处的《山艇子》，尤为触目。此篇中融入更多的象征情趣，写出作者自己在逆境挫折中的倔强不屈和别寻蹊径、另辟天地。在这里张岱以“怪竹”自况，虽不“成材”，但不可以常竹视之，出于竹而胜于竹，它如“金错刀”，如“黄山松”，其志趣“在以淡远取之”。

所谓“淡”，不汲汲热衷于科名也；“远”，其功业在百年之后方能为世所知也。所谓“以淡远取之”，就是于科场之外做事业。

张岱“以淡远取之”的事业就是要做一个史学家，而且是以司马迁为榜样的大史学家。张岱立此志的时间大致在崇祯初年，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此后到明亡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看似做着“纨绔子弟”的时候，他其实一直为这部“明史”辛勤劳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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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张岱在明亡之前是贾宝玉，明亡之后则是曹雪芹，好像他的《石匮书》和《梦忆》等都是在明亡之后所撰著。这真是一个大误解。《梦忆》中那座精致华美让人艳羡的“梅花书屋”，可不是富贵闲人的怡红院，书屋前面的“不二斋”，就是他曾祖张天复的讲学所在，这个让他心生敬畏的院落，除了与一班知交谈诗论文之外，《石匮书》的几百万字草稿都是在此处完成的。

最晚在崇祯十年之前，张岱有向友朋征集明代历朝史料的《征修明史檄》，由此檄可知，他这时已经把家中所藏的《献征录》《名山藏》等不下千卷的文献不但过目，而且做了采录。为什么说他已经采录？因为在数年之后，三世所藏的三万卷书一旦化为冷烟之时，张岱已经有了《石匮书》的草稿，也就是《石匮书》的“长编”，字数肯定数倍于成书，不会少于数百万字。而且这草稿不止一份，因为他亡命山野时只是“携其副本”，另一份则与他祖父的《韵山》手稿藏到了九里山的藏经阁。由此一节，可以想见张岱立志之强毅，行事之缜密。这无疑是“极爱繁华”的张岱鲜为人知的“甘于寂寞”的另一面。

一面是充溢着热爱繁华生活的激情，一面是志在高远的默默劳作，二者合一，这才是明亡之前的张岱。不要相信因为国破家亡的大变故使得张岱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才成为文学家、史学家这种浪子回头的励志故事。如果没有这场大变故，张岱只能做得更好。张岱在《梦忆·自序》中说的“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云云，与悔悟根本不沾边，如果真的是悔悟，他还会把记录繁华的文章收到《梦忆》中么？在明亡的时候，张岱的文章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史学思想已经成熟，夸张地打个比方，就是未出茅庐，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在他胸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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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崩地坼的巨变，对于张岱起始志愿的最大影响就是《石匮书》没能完成。这是张岱一生功业所系，他在“平水一梦”中，祁彪佳的梦魂指示他要不顾一切地“完《石匮书》”，可见此事在他平生知己中也具有极重分量。毫不夸张地说，《石匮书》是让张岱顽强活下去的动力。

在此后数年的艰难困苦中，张岱终于按原定计划完成了从洪武到天启的《石匮书》，而且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续写了崇祯一朝，成为一部完整的明史。然后藏之名山，几百年来一直似有似无地存在于传说之中。终于有一天，《石匮书》的两部抄本奇迹般地见了天日，张岱的半生劳绩近乎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并且在他逝世四百年后影印面世。结果很完美，这正是张岱生前所期望的。他虽然没能用功业振兴他的家运（在那个体制已经成为僵尸的时代，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但其文章之不朽却让山阴张氏的名声播扬于几百年之后。

昔人有云：韩愈之孙韩衮为状元，退之名著山斗，而无人知有韩衮。王守仁之父王华为成化状元，而阳明之名远在海日（王华号）之上。故不朽有三，在此不在彼也。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岱，谁知道绍兴有个状元张元忭呢？

但是，这还不能算是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美好故事，如果张岱在天有灵，可能还会有一个不小的遗憾：他身后声名的鹊起，不是因为他那部投入半生精力的《石匮书》，而是看似不经意间所写的散文小品。

张岱生前文名不著，或者说没有超出他的朋友圈。直到死后一百年《梦忆》付梓，二百年而《琅嬛文集》刻行，已经开始为人叹为“笔挟风霜，气吞《庄》《列》，实出（徐）文长之上”。又过半个世纪，在周作人、俞平伯的推介下，张岱的小品在晚明数十家中秀出于林。又过半个世纪，张岱的《梦忆》风行于读书界，短短十数年间就出现了五十个以上的版本。而那部被张岱视为名山事业的《石匮书》呢，虽然在它被发现时张岱已经为读书界称为“绝代散文家”，可是这发现并没 有造成应有的轰动，而且只是作为《续修四库全书》的一种，出版了一种缩小了的影印本，字迹模糊，很少有人能看下去。

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来解释，当然更不能用发行效果来判断作品价值。原因多多，有必然也有偶然。但我此处只想说的是，张岱对自己多方面的才华也未必能准确把握其重轻。张岱的史学放下另说，我们只看他对自己诗才不时流露出自得之色，却少见夸耀自己的小品，而以我的浅见，他的小品毫无悬念地堪居晚明榜首，至于他的诗，真不知在晚明诗坛中能排到何处。

我在这里提出此点，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张岱没有认识到自己小品文的最高水准已经超越了他的前辈，不但胜过了徐文长、王思任，而且也超过了袁中郎和刘同人。结果就是，他没有在小品创作上多投入一些精力，留给我们更多的好作品。

张岱中年以后下笔是非常快的，《梦忆》中像《西湖七月半》《越俗扫墓》《扬州清明》《金山竞渡》等怀念故国城郭人民的众多名篇，都是在山中流亡时写作《石匮书》的间隙完成的。而十年之后，他居杭一年多，就写成《石匮书后集》数十卷。以如此健笔，再写出几本《梦忆》，甚至比《梦忆》更好的集子是并不为难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遗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