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Henry Fok，1923年5月10日—2006年10月28日），原名霍官泰，生于香港，籍贯广东番禺南沙（现属广州市），香港企业家，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名港人挤身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有“爱国商人”称号。官方新华社将他形容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而特首曾荫权称赞他为“模范港人”。

霍英东是艇户出身，父亲霍耀容在1930年因一次风灾中翻艇身亡。1936年入皇仁书院读中学，为图报国，取名“英东”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香港沦陷期间被迫停学并从事苦力等工作谋生，战后先以买卖各种物资获利。

1950年代初韩战爆发后，港英政府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中共联络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拥有完整船队的霍英东便义不容辞的为抗战提供了支援。他收购战争及医药物资后，每晚亲自指挥船队私下运货往大陆。

他随后转而投资地产，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翌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首创楼花制度，容许买家在大厦未落成前预先订购，当时引起市民猜疑，但此法令楼市活跃起来，地产商纷纷效法，影响至今，他亦身家暴涨。1960年代与何鸿燊、叶汉等夺得澳门赌场经营权，建立“东方拉斯维加斯”王国，并获得丰厚财富。1967年5月六七暴动前夕离港逃难，至12月暴乱平息后才回港，之后开始淡出地产转战石油产品市场。

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出产的石油产品。1981年董浩云逝世，东方海外交予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霍英东在1986年注资使其渡过难关。

1977年成立的“霍英东基金会”一直以捐献与非牟利投资形式策划多个项目，晚年致力开发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霍英东亦爱好踢足球，是香港足球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东昇足球队会长，亦参与各项体育事务。

霍英东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3月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6年10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伕。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伕，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把它长期排斥在亚洲足协之外。许多会员同意作为紧急事项列入议程，会长虽不大同意，也只得付诸表决。投票结果，赞成票刚刚超过四分之三。

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这时又碰到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我国尚未参加国际足联。霍英东等又建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接纳我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的仍是超过四分之三。于是我国足球协会取代台湾，在亚洲足协的会籍终得恢复了。

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四分之三通过议案的事，在世界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虽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争取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通道。

亚洲足协的决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国际足联会员闻讯十分震动，当即采取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我国加入的决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后麻烦事多了。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台湾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也极力向国际足联施加压力。

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圈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

其它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祖国体育事业。

1979年中国奥委会提出，只要台湾奥委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一设想，大多数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7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中国的设想被正式提出，并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持，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使霍英东备受鼓舞，更加积极地为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

本来，有了国际奥委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模式，其它许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皆可依样恢复我国会籍，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最早处理此事的，是1980年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那次大会上正式提出表决，要求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国旗”，同时接纳我国入会。会上台湾代表发言，认为台湾与其他会员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名，又不能奏国歌、挂国旗，说这是歧视。那次，霍震霆代表香港出席大会，他说，姑勿论对此事如何看法，但照此通过，对中国，对台湾都有好处，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可以参与比赛。及后表决，以一票优势通过了。

几天后轮到国际足联开会，霍英东据理力争。那时有个情况令他担心，台湾代表对欧洲代表说，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那一句。欧洲人对此也表示同意，但如果不坚持加那一句，那岂不是又在制造两个中国吗？霍英东建议：台湾不能使用过去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可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经过协商，欧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见，最后由国际足联的负责人与台湾代表讲清楚，这事终于解决了。

我国恢复国际羽毛球协会会籍更是困难重重，波折横生。羽毛球在各比赛项目中，也是重要的一项，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在东南亚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各国羽毛球实力很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态度不友好，解决问题难度很大。

经无数次会议反复讨论，在国际羽毛球协会上终于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后来台湾告到英国法院。我国外交部向英国表示，不能制造两个中国，但英国推说司法独立，还是判台湾胜诉。当时除乒乓球外，我羽毛球队最强，未能参加国际比赛，十分可惜。我国便和其他一些国家筹备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但办起来比任何工作都困难，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支持，东南亚国家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内心很复杂。霍英东为新建组织而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首先是争取强队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中国和香港又不适宜担任会长，霍英东只好到泰国去，恳请泰国副总理当会长，这个国际性组织最终于成立了。

新的国际组织一旦成立，对原有组织就有压力。因为同一项目有两个国际组织，它就不能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不久原组织终于接纳了新组织，两个组织在1980年至1981年间合并。这以后，又经历一些反复。到1982年，羽毛球又重新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霍英东随后也被推选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

我国加入篮联组织的事，在霍英东周旋下，早已解决了，但台湾策动另搞一个亚洲的组织，以南朝鲜人为会长，又产生新的问题。霍英东不得不往南朝鲜进行工作，提出是否成立这个组织，应通过投票解决。南朝鲜用通讯投票表决，他恐有人借口收不到票，制造麻烦，于是亲自出马，先后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把票收集了，直接送往南朝鲜，终于否决了这个组织。

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体育工作上霍英东强精竭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除致力于我国体育运动冲向世界之外，他还不惜资财，在经济上支持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1979年霍英东成立10亿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些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国内体育事业的。

1986年秋，霍英东获悉我国为改变高等学校体育落后的现状，拟在全国建立几个大学体育训练基地，他认为这是实现体育强国的一项重大措施，当即致函国家教委，建议广州地区大学生训练基地设在中山大学，并捐资3500多万港元，在中大兴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现代化的功能齐全体育中心。建议马上得到国家教委的赞许。这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包括五个标准网球场，两个排球场，六个篮球场，一座有400米塑料胶跑道、6000座位看台的足球场，两个25×50米游泳池，一个标准跳水池，连同体育馆，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

这样规模和设备的体育中心，在国外高等学校亦不多见。目前每天到体育中心进行锻炼的达2000多人次，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体系开拓一个新局面。

我国承办第11届亚运会，霍英东立即慷慨捐赠1亿港元。他还资助举办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并与中国足协、广东省体委一起，发起在广东举办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霍英东不仅为振兴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非常关心，热情支持的。他捐出1亿港元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还特意让他的两个儿子震霆、震寰作为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我国过去长期封闭，身处香港的霍英东虽有报国之心，苦乏报国之门。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旅游业。听到这消息，霍英东心里很高兴。1978年，他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会上他明确表示拥护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提出一些建议。

尽管想法多多、顾虑重重，霍英东总觉得在内地办实业，更符合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将经济搞活。在当时来看，似有风险，但他仍想在这方面带个头，作些探索。办好第一批外资企业，使大家有信心，这将发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后，《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他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回内地发展旅游事业，兴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并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到当地进行勘测工作。同时按照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又在广州建造白天鹅宾馆。

为什么首先考虑建宾馆？霍英东认为既然开放让人家来，首先须有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活环境，使人进来了留得住。但在内地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不大清楚，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那时物资短缺，一些宾馆洗脸盆塞子也没有，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块木板封住。大宾馆消耗大，物资能否供应？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交通方面，广州市内还没有足够的“的士”，建筑装修等方面也缺乏熟练的技工。诸如此类困难不少，矛盾很多。

还有服务工作上问题更大。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做事不讲效率。如果领导再来个官僚主义，扯皮事很多，手续烦琐，情况更糟。还有，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文革”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投资，可领取定息，这本是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但是“文革”时期，股票放在亲友家里反而使亲友受累。霍英东想到这些，难免增加疑虑。

但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宾馆，这对增强大家信心，激励奋进精神，加速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都有莫大意义。他终于决定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他首先选择在中山三乡雍陌温泉建第一座宾馆。当地既有温泉，又与翠亨中山故居、石歧、长江游乐园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区。他与何贤等共同投资4000万港元，与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合作兴建。

那是1979年，物资缺乏，样样都要进口，廖承志曾对他说，内地只有砖瓦沙石和人力，其它就要你来搞了。在这种条件下，在50万平方米土地上建成10幢住客大楼，14座别墅，共200个房间，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林式宾馆，而且要有与之适应的设备和良好的服务，又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办好，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

霍英东没有办酒店的经验，处理许多事颇费脑筋，但他虚心向人请教，又事必躬亲在中山蹲了一段时间，处处抓紧，终于赶上预定进度。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开幕。宾馆各种设备要从外地进口，10万件物品尚未向美国落单，但他力主争速度，讲效率，在当时至关重要，如果成效立见，可以鼓舞人心，对整治拖拉顽症会起示范的良好作用。于是争分夺秒，日夜督促赶工。

临近开幕，水电尚未解决，他用承包的办法，样样限期办好。那时宾馆土建虽已完工，而室内墙纸、家具、甚至暖水壶、水杯都待进口后布置。有了水电，他马上通知人把在美国定购的东西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物资立即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来不及报关了，便申请特准，先入关再补办手续。

开幕时需有住客，难得热闹。他在当地举办网球比赛，请来国内各地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的好手参赛。宾客即将入住，这对服务员是个考验。他们过去未受过训练，连吸尘器也不会使用。客人在房间丢下件衫。要不要把它挂起来；客人饮剩一杯茶，要不要倒掉，都要有个章法，他又抓紧培训服务员。

开幕那天，霍英东坚持举行正式宴会，而不是简便的酒会，使客人都能坐下来吃，这又增加了大量的工作。筵开百席，在那时来说，办副食品并不容易。他要求县政府给予支持，每个公社承包一道菜，比如烧乳猪即由一个公社包办，终于顺利解决了。

自1979年始建，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山温泉宾馆如期开幕了。他对工作人员多发一个月的奖金，以示鼓励。

宾馆开幕后，霍英东主张向群众开放，改变大宾馆的风气。开幕当天，来了几千人，影响很好。

1978年他曾带领一个团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许多亲友来到宾馆探访，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花一个小时才获入内见面。有的访客如未带证件，还无法会晤。他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即使不是房客或其亲友，就是游客来参观，也该让他们进来。让大家看看新鲜事物，领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新，增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是有好处的。中山温泉宾馆整个建筑群亦具东方宫殿式的气派和园林式的幽雅，显示了中国民族建筑和园林建筑艺术特色，很有吸引力，人们都想看看，何必把他们挡在门外呢；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创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到1982年，他又投资1500万港元，与温泉宾馆合作兴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填补了我国高尔夫球运动项目的空白，并在当地三乡中学挑选人员，培养为我国第一代高尔夫球运动员。

温泉宾馆开业以来，以其优雅舒适的环境，先进的设备，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宾馆十年间总收入达3．75亿元，资产总值1亿元。

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兴建，是霍英东促进祖国旅游业现代化的又一创举。1978年，他向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提出建议，在广州建造一间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宾馆，立即得到省市领导赞许，并决定由他和广东省旅游局共同投资两亿元兴办。

选择宾馆地点颇费思量。因为宾馆四周环境很重要，如果选址不当，影响日长后远发展，难以补救。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市内公用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虑住客购物方面，酒店一般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经过几次对全市亲自勘察，霍英东发觉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寒沙滩，当地靠近西濠口，是广州繁华地区。他认为在那里兴建宾馆是最为理想的，填河取地，可免拆除阻滞，便于迅速上马。有人顾虑填河麻烦，他却有填海经验，有把握建设好。有人认为会破坏沙面风光，他决定拨款多填6000平方米土地，另捐资300万港元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使沙面胜景不减。有人以为他是借鉴耸立湄公河畔的世界著名的曼谷东方酒店，其实也不尽然。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曼谷东方酒店更具雄伟气派。

建设白天鹅宾馆的繁重工作千头万绪，霍英东抓住关键问题出主意，定方针，而且一干到底。比如如何选点？自己设计还是请外面设计？是自己施工还是请外面承包？宾馆由自己管理还是请外国人管理？对这些重大问题，他坚持应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他提出“三自”方针，充分显示他坚信中国人有能力把事情办好。

对宾馆的建设，霍英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广州参加设计宾馆的座谈会，倾听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师、专家们的意见。在座谈中他察觉到，由于内地建筑业自我封闭30年，建筑师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则对内地情况了解不多，都有局限。由于设计工作涉及30多个部门，他以为香港方面的设计师未必能考虑这么多的复杂因素，局限很大，而由一批熟识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是比较合适的。为了弥补内地建筑师对现代建筑认识不足的缺陷，他邀请他们到香港参观考察一段时间，使他们大开眼界，终于设计了一间耸立在白鹅潭畔，既具现代气派，又不失民族风格，属国际一流水平的宾馆。这家宾馆主楼34层，附楼3层，建筑典雅堂皇。步入大堂，一幅三丈多长的人造瀑布，悬空挂在嶙峋的假石山前，引人注目。山上一亭一景，使民族建筑风格更加显著。海外游子皆喜欢在“故乡水”的美景前拍照留念。

关于施工问题，霍英东主张还是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但要采取新的办法，以承包方式进行。设备的采购最为复杂，经过温泉宾馆的建设，他对此已稍有经验。当时内地物资缺乏，许多物品要向世界各地采购。这些采购业务他也交由内地人员自行负责，自己从旁协助。这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才。

白天鹅宾馆的管理，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交由外国管理集团管理，其二是由当时完全没有干过宾馆行业的内地人士自行管理。外国和香港的高级酒店多是委托管理集团负责组织客源和管理的，但要签上10年、20年或更长年限的合约，并掌握一切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而又不负责盈亏。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易。他们对内地情况不熟识，难以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出外采购也有困难。大批雇用海外职员。待遇与本地人差距太大，亦容易引起员工之间的矛盾。权衡利弊得失，他还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的方式。整个宾馆2000多个员工，没有一人干过酒店行业，却管理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这是个大胆的尝试。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几经艰辛，终于把白天鹅管理得井井有条。

白天鹅如何管理？霍英东提出总的要求是一切安排务求达到“宾至如归”。海外酒店，楼层不设服务台，内地则每层设服务台，而不设总服务台。他按中国习惯，每层仍设服务台，又设总服务台。他认为每层楼有服务员照顾客人很有好处。有人不懂得英语，要找人办事、打电话都不方便。当然28层楼，层层设服务台，多用了一批人，增加了成本，在海外是难以负担的，但内地人员工资低，可以承受。希尔顿酒店的专家来看了，也认为这个设想很好。

由于既按国际惯例办事，又根据内地实际情况斟酌变通，经过一段时期摸索，大家同心协力，终于使宾馆赢得国内外广大宾客的赞扬。1985年7月，白天鹅宾馆正式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成为我国第一间世界公认的一流酒店。1990年2月，被国家旅游总局评定为国内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与中山温泉宾馆相仿，对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也极力主张对外开放，但面临的情况却不一样。白天鹅在广州不仅本省人来看，还应预计外省来的人也会来看，人员肯定很多。当地又不是广场，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但他宁可冒点风险，也主张对外开放，目的是让大家增广见识，增强信心。因为这是国内大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事实证明，开放效果比中山温泉宾馆更好。

1987年2月7日，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山大学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

霍英东在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之后，登上讲台作了题为《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其中心论点是：一业带动百业兴，白天鹅宾馆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又给改革、开放以有力的促进。演讲以白天鹅宾馆坚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采购及自己经营管理方针的具体事实，有力地说明炎黄子孙的智慧和才能，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并展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霍英东得到这个荣誉，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所达到的成就的结果。正如王屏山说：“赤子获殊荣，当之而无愧。”马蒙教授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天的荣誉，可说是实至名归。”

霍英东对祖国和家乡建设的支持，是广泛和全面的。近10年来，他通过几个基金会（包括霍英东的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资助了110多个建设项目，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低息贷款等方式进行，其支出金额截至1991年3月份止，总共13.266亿港元。完成的具体项目有：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首都宾馆、广珠公路4座大桥、广珠公路扩建、洛溪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番禺体育馆、中山大学体育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和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教学大楼、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中国体育历史博物馆及中华武术研究中心、北京体育中心游泳场馆、中山运动场等。

他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苦心谋划、尽心竭力，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但他却非常谦逊地说：“我的力量很小，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尘粒。”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自己独特气质、素养和才能的实业家，他既勇于开创自己的事业，又热心于支援祖国的建设，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备受海内外人士的赞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