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后因贪污被捕，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的回忆。

•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 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
•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
•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 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如今，已经年满85岁的褚时健已收获了事业的二次高峰，在他75岁保外就医后，就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摇身一变为“橙王”，他用管理烟厂的经验治理果园，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元到8万元。“褚橙”通过电商平台在全国热卖，万吨产量难以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尽管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路辉煌，但褚时健的腐败问题在红塔集团的史册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为褚时健自己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变成阶下囚？又为什么有人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价值观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福利待遇都在统一的模式下运行，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企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和政府脱离，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从计划经济时期按计划生产转向了以盈利为目的，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同时国家对民营经济也从限制转为鼓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民营资本市场，公民的个人财富都飞速增长。在这个转形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为人民服务” 思想被“向钱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质的诱惑，私欲的膨胀使人们更加现实、更加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有人钻法律漏洞获取不义之财，而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心理不平衡，开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结果。

监督不力

计划经济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企业的角色也变了，而相应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则显得滞后和多变，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没有退去，政府从企业领导地位退出，企业应该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各司其职，企业的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企业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执行机构，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的监督，而现实中的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几乎成了无人监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独尊，褚时健的下属对其称呼都是 “老板”，“老爷子”，可见其在企业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分配制度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却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产量大幅提升，使我国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地区还实现了小康生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使私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中，民营资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业主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实现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批民间富豪；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象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１.９６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认为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褚时建这一步偏离了跑道，滑出的太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褚时健办理保外就医后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不符合实际。于是他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时健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

褚时健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社会评价不一：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怀有这种心情的人绝不在少数。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则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