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绿色发展”则主要从节能减排及污染物治理的角度测度科技创新对首都绿色发展的作用，具体内容包括“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城市污水处理率”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1]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 

随着“十二五”规划开始进入到设计阶段，我们需要思考整个规划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参与国家“十一五引引”规划的研究，并在2005年正式为国家发改委进行设计。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期间，气候变化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考虑的最大的限制因素和国内外制约条件。

因此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成为国家核心发展目标和核心发展政策之一，这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巨大的机遇，并且还是重要的创新。我们提出来这一次“十二五”规划的创新性定位就应该是“绿色发展规划”。

那么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如何凸显绿色发展规划?前面说过绿色发展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那么在“十二五”时期我们需要进一步淡化和缩小经济指标。根据对过去几个五年规划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中经济指标比例的一个显著变化。

在1981到1985年的“六五”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的五年规划中经济指标占了60%以上，非经济指标仅占不到40%。但是到了“十一五”规划，经济指标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1%，非经济指标包括节引能减排等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达到了将近80%。因此我们在“十二五”时期还会进一步缩小经济指标，并且强化和增加绿色发展指标，形成有助于激励和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绩考核体系。

接下来可以看看我们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具体的指标和设计，如表3所示。这是在总结和研究了“十一五”规划，以及我们在2008年8月和2009年的2月两次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一，首先我们必须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行节能的定量指标，即要求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下降20%。

第二，把原来作为次优先级指标上升为核心指标的包括“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该比重应该由目前的9%、2010年的10%提高到2015年引的13%。这表示我们将提前实现2020年15%的目标。也就是说不用到2020年，在大约2016、2017年之前就能实现，而且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态势。

第三，比较重要的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在绝对量上减少10%。

第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这次等于是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减排指标。实际上假如我们能够完成前面的第一和第二条指标的话，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可以超过20%的。因为首先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0%，同时消耗的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比重又进一步上升，从而综合起来就能使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超过20%。

第五，就是森林覆盖率。“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是从18%提高到20%，“十二五”期间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2个百分点。

以上是绿色发展的国家核心指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优先的指标，如表4所示。包括在“十二五”时期林木蓄积量增加5亿立方米，清洁利用煤炭比例无论是发电还是煤炭直接燃烧要提高8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特别是二级以上的城市提高5个百分点，自然灾害直接经引引引济损失小于1.5%，绿色生态空间(定义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森林，第二是草场，第三是湿地，第四是水面面积)的比重要提高到57%以上。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环境污染治理的总投资占GDP比重，争取从1.22%提高到2%以上，如果这方面能够采取重大措施的话，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绿色发展，或者使“十二五”规划成为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述指标旨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并且利用了可测量、可评估、可比较的指标，从客观上衡量了我国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在对“十五”、“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以及在参与“十二五”规划的设计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就是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表征。

2010年11月4日上午，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为国内第一套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的《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公布，《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指出，该指数有三个一级指标：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分别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治理情况等。此三指标之下又分为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

《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用指标和排名的形式将各省（区、市）2008年的绿色发展情况呈现出来，该报告显示，在参与测算的30个省(区、市)中(除西藏外)，12个省份绿色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西部地区因资源优势提升了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整体水平突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北京、青海和浙江，排在第30位的则为煤炭大省山西。

此外，该报告还表明，绿色发展指数的区域分布特征明显，各地区在三个分指数上的排序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六省绿色发展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因资源优势而提升了其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资源环境潜力度” 指数的前十位中有七个是西部地区。 报告数据显示，北京、青海、浙江、上海、海南、天津、福建、江苏、广东、山东分列绿色发展指数的前十位。十省份中除青海外，其余均为东部省份。[2]

发展绿色经济

只有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

伴随着对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所存在问题的不断质疑，绿色理念的提出已经有五十多年。这是人类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省。

1962年，美国人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环境破坏作了反思，引起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对西方工业化国家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重质疑。

但在当时，绿色理念主要集中在污染的末端治理方面。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通过新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降低污染排放；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等人在《绿色经济蓝图》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强调通过对资源环境产品和服务进行适当的估价，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一，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两年，在实现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纷纷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发展迅速，代表着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同样在作出发展战略抉择。

选择现实需求

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只有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左右，人均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速才会放缓，最后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我国资源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水资源、耕地人均拥有量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3%，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同时，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保持较高的增长，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恶化；水土流失、荒漠化严重；大规模矿产资源开采造成土地沉陷，水位下降，植被破坏，等等；由于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害群众健康问题时有发生。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面临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必将难以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节能环保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3%左右，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广阔，2008年总产值即达1.55万亿元，就业人数达3700多万人。据保守估计，未来三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可以翻一番。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与传统产业相比，我国在若干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如新能源，我国初步形成规模较大、体系相对完善的新能源产业，加上广阔的市场前景，可望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成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技术优势的独特竞争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赢得主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使经济变“绿”。

产业着力点

绿色经济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支撑，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及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一是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技术的研发和引进消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及重点工艺流程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安全、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标准，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规模。依法关闭一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的落后产能。采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二是节能产业。据测算，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推动节能产业发展，一要加大节能关键和共性技术、装备与部件研发和攻关力度，重点攻克低品位余热发电、高效节能电机、高性能隔热材料、中低浓度瓦斯利用等量大面广的节能技术和装备。二要采取财政、税收等措施，促进成熟的技术、装备和产品的推广应用，继续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三要创新机制，大力发展节能服务产业。

三是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我国累计堆存工业固体废弃物近70亿吨，大量的废旧资源没有得到回收利用，随着蓄积量的不断增加，产业发展空间很大。一要组织开展共伴生矿产资源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城市矿产”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重点工程。二要大力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三要加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尽快建设完善以城市社区和乡村分类回收站和专业回收为基础、集散市场为核心、分类加工为目的的“三位一体”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四要推动再生资源国际大循环，增强国际再生资源的获取能力。

四是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具有低碳清洁的特点，目前几乎供应着世界电力的1/5。其中风能发电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太阳能增速超过40%，有关机构预计，到205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结构的比重将达到32.2%。我国新能源发展潜力巨大，每年可再生能源资源可获得量达73亿吨标准煤，而现在开发量不足5000万吨标准煤，提升空间巨大。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快速发展。太阳能集热面积居世界首位；2009年风电装机容量突破2000万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建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在建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已达19台；国内第一个兆瓦级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已经开展。生物质能利用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五是环保产业。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GDP的投资乘数约为1.4，预计“十二五”期间环保投资约为3.1万亿元，增加GDP约为4.34万亿元。一要加强水环境保护。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水污染防治，推动严重缺水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大气环境保护。

深入推进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重点耗能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整治；加快实施燃煤电厂和机动车氮氧化物控制示范工程；实施城市空气清洁行动计划；三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场建设，大力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置和医疗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此外，绿色经济还包括大力发展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策措施

完善政策体系，健全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落实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实行差别电价、脱硫电价、煤层气发电电价附加、余热余压发电上网等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管理和费用分摊机制。落实健全污水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提高重金属污染物排污费缴纳标准。推进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税收、金融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加强规划指导，落实工作责任。我国“十一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确定了多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实行了严格的节能减排分省考核制度。

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006～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累计降低14.38%，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13.14%和9.66%。实践证明，制定科学全面，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规划，符合我国国情，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在编制“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时，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措施。

同时，要抓紧研究编制“十二五”以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绿色经济、节能减排、生态环保、发展新能源等专项中长期规划。在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突出自主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保护知识产权。在提高能效、煤炭清洁利用、污染综合治理、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攻克一批关键和共性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加大先进成果和技术的推广应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加大资金投入，实施重点工程。加大各级财政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十大节能工程”、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大规模环保治理工程建设，支持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加快发展，大力推广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行清洁生产和技术改造，积极构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体系，形成对绿色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需求拉动。

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市场环境。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新机制，探索多种实现模式。鼓励BOT等多种建设营运模式。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规范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完善准入标准，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加强宣传教育，倡导绿色消费。加强资源环境国情教育，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理念。积极推行能效、环境标识制度，提高消费者绿色消费力。

发展绿色经济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得尤为日益迫切。据资料显示，2009年我们人均GDP是3700美元左右，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千美元，从1千美元到将近4千美元我们只用了8年时间，在未来十年左右，我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加上汇率升值，加上价格指数，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经济增量是位居世界第一，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如果我们不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我们的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将无法支持这种高速增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把建设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而且公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力促经济可持续发展。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李克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可以说绘就了“推动绿色发展”的路线图。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注重推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建设等各个领域的节能增效，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节约文化、环境道德纳入社会运行的公序良俗，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使“推动绿色发展”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动力。[3] 

2050实现中国绿色现代化

2050年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简单来说，就应该是绿色现代化。20多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时候邓小平家，他的伟大性就体现在能够提出这样既有长期宏伟目标又有脚踏实地精神的长期战略。当时邓小平就谈到，“到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这段话的重要含义在于，我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专业化语言去描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家目标。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当时邓小平同志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或专家给他提供科学研究依据和参考的情况下提出这些设想的!给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简称为到2050年的“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战略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梦，是一条富民强国之路，既有相当的务实主义，又具有相当的理想主义。从他提出的前两步走设想来看，1987年我们提前实现了1990年的目标，1995年我们又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目标。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2020年后不久我们将提前实现小平同志的2050年设想，实现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的目标。因此我们作为后人就应该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的2050年发展战略赋以新的内涵。对此我们提出，应该进一步建设“绿色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

“绿色中国”的建设是我们在参与讨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2009—2020)”时所涉及的。事实上“绿色中国”的建设不止是到2020年，而应该一直持续到2050年。那么，绿色现代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更好地理解绿色现代化?这就涉及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因此，受到邓小平同志思路和方法的启发，我们也提出了中国“绿色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2006年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所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需要将我国纳入科学发展轨道。这也是我国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阶段，我们希望中国争取能够在2020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峰。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从高增长变成低增长，甚至零增长。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并提高服务业比重。

第二步，2020年到2030年是提前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也应该进入到二氧化碳大规模减排阶段，力争将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这个减排比例即使在全世界来看也还是比较高的。

第三步，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实现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我国需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进一步大幅下降，并且与世界同步。根据世界的减排路线图，全球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到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一半，因此中国也应该将自己205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一半的水平。

2000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签署了联合国MDG目标(千年发展目标)。MDG就是到2015年使得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例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可以说中国已经能够在2015年之前提前实现这个目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对全球做出了减排承诺，可以预计中国也会提前实现上述那些减排目标。过去我们曾经对世界做出过重要的减贫贡献，而现在是需要中国对人类做出绿色贡献的时候了。

绿色发展行动：它是指从我做起，带动家庭，推动社会，改变以往不恰当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与行动，是道德高尚、行为文明的体现。 相关活动：地球一小时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时"是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提出的一项倡议。过量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目前已经极大地威胁到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全球民众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态度，才能减轻这一威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加大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我国能够有根据地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对话，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绿色发展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背景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所谓气候变化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大气成分的变化，引起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为因素主要是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土地利用的变化。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在急剧增加。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1.1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占80%，美国占26.9%居首位，而中国也已经居第二位，占8.2%。1950—2002年期间，中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知，不只是美国负有减排的第一大历史责任，同样即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少的中国也已经负有第二大历史责任。并且根据最新估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第一大国。因此，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中国也已经面临来自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减排压力。

实际上本文需要指出的很重要一点是，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出于对国际压力的反应，而是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现在提出的绿色发展，这体现了中国人发展理念的创新，甚至也可以说是对世界的发展理念的贡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又是一个契机，中国需要把握住这次发动甚至领导“绿色工业革命”的机会，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2012年10月11日，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当前绿色发展已大势所趋，投资促进工作要做好节能环保、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工作。当前绿色发展已大势所趋，新形势下，投资促进工作要为实现我国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服务，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4] 

绿色工业革命兴起

一方面可以说气候变化是人类目前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但另一方面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我们称之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那么这次“绿色工业革命”和前几次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依赖于化石能源，因此在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增加。而绿色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人类第一次实现工业或者经济总产出提高的同时碳排放下降，甚至是“脱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回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次发动“绿色工业革命”的前沿时刻。我们要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驱动者，这就是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而且这样一个深刻的理念应该被清晰地提出来并传递给社会。

回顾1750年以来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世界上至少已经形成了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是英国领导的蒸汽机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启动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沉溺于清王朝盛世中，而且的确这也正是中国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的巅峰时期。但是，我们失去了第一次向工业文明、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是美国领导的铁路革命、钢铁革命、电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石油)革命。但是

这也促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是大规模的排放。中国同样也在这场革命中失去了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其实中国一开始是落伍者、边缘化者(Marginalized)。也正是在这场革命日益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了世界新技术的革命，并且打开国门开始改革开放，才使得我们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由此我国开始从落伍者变成了追赶者，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边缘化者很快成为了积极采用者、进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用户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国。

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的不同表现。另外如果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过程，如表1所示。在182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发展的顶峰。此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将近1/3，达到了32.9%，而此时英国的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5.81%。到了1870年，英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的GDP占世界比重已经上升到了9.1%，而中国则迅速下降到了17.2%。之后世界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开始迅速崛起。1870年美国的GDP相当于中国的大约一半，而到了1950年已经相当于中国的6倍。并且195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降至历史的最低点，仅有4.5%。而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主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并积极地追赶，于是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也从1980年的5.2%迅速上升到了2006年的16.78%，也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

这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浩浩荡荡的潮流。当世界潮流来临之前或者是来临之中，我们必须要对外开放，积极地迎接并参与。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更是如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30年前邓小平同志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体制和观念，而这一次我们实际上是要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和观念，来主动地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次绿色革命最大的创新点也是与前几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要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即经济发展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随之增加。具体来说，绿色革命也伴随着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业、绿色消费以及绿色住宅，等等。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因气候变化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和挑战，但是这同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实际上历史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未来更不允许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不进则退，甚至进慢了也是退。我们现在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要把挑战转化为机遇。这就是现在的全球背景，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即将来临。

中国发展模式转变

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需要去主动减排。实际上这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这也涉及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现代化?过去总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盲目地追求发展还会产生“发展悖论”。这就需要认识清楚什么是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首先也需要讨论一下中国的自然国情

(一)中国的“自然国情”

我们对于中国自然国情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具备的。1991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一次对中国的“灾害国情”做了一个描述，作者本人也参与了。当时的提法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影响损失巨大的国家。这是当时我国科学家的共识，但还不是社会共识，更不是政治共识。

当我们受到了自然界的严重惩罚之后，这个共识才逐渐形成。在我国受到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才形成了对自然灾害国情的政治共识。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谈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自然国情：“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基本国情。”①其实当胡锦涛讲这句话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国快60年了。这段话并不是在新中国建国时1949年由毛泽东提出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通过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已经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受灾人口最多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全世界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平均每年大约2.1亿人，而中国占到了其中的1.1亿人，相当于全世界受灾人口的52.4%，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个基本国情告诉我们，中国本身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在温室气体的制造和排放上中国是后来者，但是我们的受害却是最严重的。

另外从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量来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直接粮食减产是380万吨，相当于当时每年粮食总产量的2.1%。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的直接粮食减产就达到了3 290万吨，相当于同时期年均粮食总产量的7.0%，因此我们可以视自然灾害为当前对粮食和农业的最大威胁。

再从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每年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就已经是相当高了。后来由于我国GDP规模迅速增大，所以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损失的绝对数还是在大幅度上升。例如，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了1 561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位土地面积上的GDP越来越多，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在提高，因此灾害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此外，灾害经济损失占当年新增GDP的比例同样也很高。作者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国家综合减灾防灾‘十一五’规划”，里面规定得很清楚，要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要小于1.5%，但是最近两年的实际情况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

另外，以上列出的损失指的只是直接经济损失，并没有包含人员的伤亡数。实际上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我们也提出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有“两个明显减少”，第一是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明显减少，第二就是人员的伤亡数要明显减少。

(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首次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回溯一下从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努力是先成功后逆转。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的影响，我国仍保持了8.63%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现在看来这也是比较符合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时期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国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增长，只有年均1.10%，从而使得能源弹性系数非常低。这一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耗的增长只有0.127个百分点，因此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所“脱钩”。最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九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得到了转变。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没有得到很好的强调，并且也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提出来。因此在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也出现了急剧的增加。如表2右边一栏数据所示，从2001到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与前一个阶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资源代价和污染代价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就比前一阶段提高了8.3个百分点，达到9.4%。因此我们称之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净福利”应该等于名义GDP减去各类损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国在这一阶段的“高增长”其实是得不偿失。

中国目前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针对“十五”时期我国发展模式的逆转，2005年10月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尖锐地批评了“十五”规划期间没实现节能减排，也没能很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份报告当时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针对“十五”规划期间的两个突出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单位GDP能耗上升，本届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定量指标，并且首次将其作为政府的约束性指标，通过法定程序在2006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开始实施。

过去30多年我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很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创造和维持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假如我们未来想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则必须继续构筑新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个国际和平环境本质上就已经需要中国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稳定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减排。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十二五”规划时重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未来，环境保护部将继续坚持走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道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为核心，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培育壮大绿色经济，着力从5个方面推动绿色发展:

一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积极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注重推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建设等环节的节能增效，加强保护生态环境。

二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研究绿色投资政策，促进重点产业的绿色化生产，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推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建立相应的统计、跟踪和评价机制，科学预测绿色发展趋势，为更好地制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效支持。

三是加快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绿色发展，绿色技术是支撑。环保部门将对绿色技术发展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开发示范，进一步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四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把节约文化、环境道德纳入社会运行的公序良俗，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引导公众自觉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创新合作方式，加强科学研究，促进产学研结合，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充分利用已有实践成果，积极宣传相关经验做法，促进有助于绿色增长的环保技术转让，共同研发新的绿色技术。

2012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发布38个城市绿色体检

《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首次把统计分析和民众的主观感受相结合，特别增加了城市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调查了解民众对所居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政府绿色行动的综合评价。在38个重点城市的公众满意度调查中，克拉玛依、银川、西宁、厦门、杭州、重庆、成都、珠海、青岛、宁波排前10位，合肥、长沙、呼和浩特、武汉、兰州列后5位。民众对当前城市绿色发展的总体状况持肯定态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