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模型
1.什么是戴维斯模型?
企业的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管理者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承担的一种管理责任。
学者美国戴维斯就企业为什么以及如何承担这种责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被称为“戴维斯模型”。
2.戴维斯模型的具体内容[1]
1、企业的社会责任来源于它的社会权力。由于企业对诸如少数民族平等就业和环境保护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社会就必然要求企业运用这种影响力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2、企业应该是一个双向开放的系统，即开放的接受社会的信息，也要让社会公开的了解它的经营。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企业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连续、诚实和公开的信息沟通。
3、企业的每项活动、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成本和效益。也就是说，企业的经营决策不能只建立在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收益之上，而且要考虑决策对社会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
4、与每一活动、产品和服务相联系的社会成本应该最终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社会不能希望企业完全用自己的资金、人力去从事那些只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5、企业作为法人，应该和其他自然人一样参与解决一些超出自己正常范围之外的社会问题。因为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善和进步，最终会给社会每一位成员（包括作为法人的企业）带来好处。
3.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1]
那么，企业活动究竟应该对谁负责，负什么责呢？有学者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做了如下概括和归纳：
1. 对股东：证券价格的上升；股息的分配（数量和时间）。
2. 职工或工会：相当的收入水平；工作的稳定性；良好的工作环境；提升的机会。
3. 对政府：对政府号召和政策的支持；遵守法律和规定。
4. 对供应者：保证付款的时间。
5. 对债权人：对合同条款的遵守；保持值得信赖的程度。
6. 对消费者/代理商：保证商品的价值（产品价格与质量、性能和服务的关系）；产品或服务的方便程度。
7. 对所处的社区：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税收、捐献、直接参加）；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
8. 对贸易和行业协会：参加活动的次数；对各种活动的支持（经济上的）。
9. 对竞争者：公平的竞争；增长速度；在产品、技术和服务上的创新。
10. 对特殊利益集团：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对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组织的贡献。
但是，在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各个与企业利害相关的团体的利益总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有一个能使每一方都满意的战略。因此，一个高层管理者应该知道那些团体的利益是要特别重视的。美国管理协会（AMA）曾经对6000位经理进行调查，最后得出了下表：
各种利益相关团体对企业的重要性 利益相关团体 得分排序（最高为7分） 顾客 6.40 职工 6.01 主要股东 5.30 一般大众 4.52 一般股东 4.51 政府 3.79
4.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2]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审慎的风险管理方式。它本身就意味着良好的商业机遇，并且可以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润，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分析[2]
案例：耐克公司
10年前，一场全球性的反耐克浪潮猛烈冲击着当今世界上这个最著名的运动品牌企业。事情源于美国耐克公司在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工厂中大量雇用童工，所有工人都在狭小昏暗的厂房中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耐克遭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民间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等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击和抵制，并被工会起诉，并由此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危机漩涡。
如今的耐克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名词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企业在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作为一个惨重的教训已经深深地植根在了耐克的企业文化里。
2007年，耐克发布了2005年和2006年会计年度《企业责任报告》(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公布了公司一系列面向2011年的企业目标，并进一步把企业责任目标融入其长期发展和创新的企业战略中。这些目标为以下方面设定了基本标准：改善代工厂中的劳工状况、成为一家“气候中立”(climate neutral)企业、促进可持续的产品设计和创新以及促使年轻人运动从而释放他们的潜能。
耐克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rk Parker表示：“我们把企业责任看做跨国公司从某种意义上与主权国家扮演着同样重要作用，是发展和创新的催化剂。在如何利用我们的品牌优势、员工的能量和激情以及企业规模效益来实现重大意义的转变这一整体战略中，企业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风险管理的方式来对待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对企业负责，也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社会负责。如今，跨国公司从某种意义上与主权国家扮演着同样重要作用。2007年，在达沃斯夏季大连年会上，中移动总裁王建宙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成长型企业在全球会有更好的机遇，同时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但这些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本年会提出了一个命题：在缺乏领导力和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合作的创造？其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所负的责任将越来越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