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建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信息不连续性、人的主体性以及情境对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选择的影响。

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是一解释沟通、信息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概念性工具。

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信息研究应由来源强调转向使用者强调的方向，这种转向，视信息寻求与使用为一种沟通实践模式。

布伦达·德尔文于1972年提出以使用者为中心之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即认为知识是主观、由个人建构而成，而信息寻求是种主观建构的活动，在线检索的过程是一连串互动、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互动的本质、检索 问题而产生多样的情境﹐形成不同的意义建构过程，且意义建构理论是一种强调以历时性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提供倾听使用者的方法，了解使用者如何解读他们目前所处情境、过去的经验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境，及使用者在所处情境中如何建构意义(construct sense)及制造意义(make meaning)。

意义建构方法论使用时序(time-line)与中立提问访谈技巧(neutral questioning interview techniques)。前者询问受访者描述其信息寻求顺序，并根据情境-鸿沟-使用(SGU, Situation-Gaps-Uses)基模，分析其寻求结果。后者，应用在参考晤谈模式的中立提问访谈技巧，引导使用者以自己的语言陈述其信息需求。

20世纪60年代以前，图书情报学研究大多以“系统”为导向，重视信息资源建设与评价。70年代后，学科重点开始向“人”转移。1976年，美国学者德尔文（brenda Dervin）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下，重新对信息本质、人的主体性、信息传递过程等问题加以思考，并且对信息经典定义提出质疑。在申农和韦伯的信息论中，信息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实体”（utility），信息接收者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而不对信息意义产生影响。德尔文认为，有关信息的“狭义”定义，更适用于通信领域，当这一概念扩展到其他领域时，其局限性便显示出来。外在世界并非一个计划好、有秩序、可观察的对象，“人”也不只是被动、消极、机械的信息观察者和接受者。当科学论证中出现差异时，研究重心不应只局限于客观世界，人在接受信息过程中的主观作用也应引起关注。

根据皮亚杰（J．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建构和修正原有知识结构。新经验被同化到原有经验结构中，形成更深层、更丰富、更灵活的认知结构，“同化”和“顺应”是认知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同化是“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租’顺应则为“个体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信息行为中同样存在。

在长达八年的研究项目中，德尔文采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等方法，在不同人群中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分析不同人群的信息行为特点，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理论（Sense Making Theo叮）。德尔文将这一理论用于不同环境，使之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人在接受信息时的行为本质。德尔文认为，信息的意义建构是内部行为（即认知）和外部行为（即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信息查询行为的情境基础由个人角色与环境组合而成，在这些基础的交接处，会形成某些行为障碍，而这些障碍以及次结构的相互作用正是引起信息查询行为的直接动力。在这种情境中，“人”从观察者变成行动者，信息查询的实质是一种主观建构行为。知识是由个人建构而成的主观产物。从人的角度看，现实是不完整、不确定的，信息不能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人只有通过观察才能理解信息的意义，并实现与他人的信息共享。

布伦达·德尔文在1976年又发展意义建构理论，十年后成为图书信息研究典范转移–由系统为中心转移到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典范–的核心。在20世纪最后几年，意义建构搭配了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技术，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近来信息行为研究兴起，此方法论导向对信息需求、寻求、与使用的脉络与程序的理解。与初期围绕着人类信息需求的情境、鸿沟、使用不同，后期的方法论发展特别强调动词，以涵盖在信息寻求与使用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多种变项(时间、空间、关联、相似)。其典型的方法运用结构式访谈法(即使中性问项也强调讨论结构)，以缩短诠释的可能性。然而，意义建构方法也能适用于不同的认识论，如，使用述说分析能强化意义建构的解释力。

意义建构有效的帮助转移典范的研究者的研究焦点，由归类转向程序，使研究更能反映复杂的信息行为。而信息行为的概念，也由信息需求、寻求、 与使用，转向对人类信息程序统一性的探究工作。对信息程序的兴趣，相同的还有情境中的信息寻求研究，与日常生活信息寻求。

意义建构强调个人理解，而非协同理解。因此，意义建构看起来不适合解释群体与组织性的信息交换与传播程序。然而，认为意义建构并不只限于个人认知，意义建构研究也考虑了时间、空间、权力、文化、个人与协同意义建构的动态影响。

意义建构方法论以往只从事个体研究，在进行群体研究上有操作的困难。但意义建构方法可以与其它质性或诠释研究结合。意义建构方法论也与一些其它的理论本质上相近，而能结合产生最大的优势。

意义建构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有：

第一，个体在时空中处于运动状态；

第二，人类的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第三，个体为跨越认识差距，必须对现实世界有所认识；第四，意义建构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第五，信息查询是意义建构的组成部分。

意义建构理论是一种“元理论”，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范围。在信息系统设计中，可以帮助设计者提出假设和观点，形成方法框架；在传播和图书情报学领域，意义建构可用于信息需求分析；在博物馆、大众传媒、健康服务、政府等组织机构中，该理论对服务质量评价也具有指导意义。意义建构的问题设计思路框架为：事件-鸿沟-帮助。

在访谈中，一些“片断描述”可以提供多种线索。通过提问可以帮助被访问者重构当时情境，并形成对每个过程的详尽描述。根据提问框架，与被访问者进行交流，可以揭示出其真实的需求及行为目的，形成正确的决策和行动。在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中，可以通过三种提问方式认识用户需求：

（1）封闭型问题（ Closed Questions）：以“对”或“错”回答；

（2）开放型问题问(pen Questions)：以用户熟悉的词汇回答问题，如“你需要的资料的详细程度如何？”

（3）中立型问题（Neutral Questions）：如按照次序提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等。

意义建构提问强调“中立式”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提问方向，并采用用户熟悉的词汇来表达思想。

对于人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建构理论在认知行为学、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系统分析人的信息行为，并形成一套特定的研究方法。从学习角度看，意义建构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社会性和真实性，强调目标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和建构作用。在该理论中，情境成为意义建构的重要载体，在特定情境中，用户具有主体地位，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提供者必需按照用户需求设计信息环境，并在用户原有认知建构基础上，提供相关资源与服务。伴随着用户主体地位的不断提高，意义建构理论将产生更大的影响。^[1]

意义建构方法论被应用在传播、图书信息等研究领域。此方法论用在各种信息场域的研究，以及与建构主义、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共产主义(Communitarian)等观点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