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是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是继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时又称现代社会。

• 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

• 社会分化剧烈，社会分工精细。

• 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自主程度增多。

• 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

• 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降低至半数以下。

• 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联络手段高度发达，个人、群体、组织、区域、国家日趋开放。

• 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

　　工业社会是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更是对农业社会的超越，然而，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顺应而至掠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城市化的极度发展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高节奏、强竞争的生活加重了人的心理负担和生理不适；人际交往中的事本主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从工业社会出发，可以将社会分成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谓前工业社会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机械化程度很低，主要以农业、渔业、采矿等消耗天然资源的经济部门为主的社会形态。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取代了以往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部门主要以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为主。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主要经济部门是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诸如运输业、公共福利事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

　　西方信息社会学说的贡献,首先在于深入剖析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并从工业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层面,揭示了其潜在的危机,指明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必然性。

　　在西方信息社会学说的众多论著中,较为全面地审视工业社会潜在结构的,当属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该书中,托夫勒从技术基础、经济形态、社会群体和组织、信息通信、权力结构、观念形态等领域,揭示了“第二次浪潮”或工业化浪潮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包括:

　　(1)在技术领域,以不可再生的燃料作为能源基础,工业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工厂、工业产业群的突飞猛进,由铁路、公路与运河组成的交通网和由批发商、经纪人、制造商的代理人组成的贸易网形成了大规模的销售系统,三者结合,形成了第二次浪潮的共同特征。

　　(2)在经济领域,工业化浪潮像一个“无形的楔子”,把生产和消费劈成两半,市场第一次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带来了生产率的猛增。但生产与消费的分裂,也导致了政治、文化的深刻矛盾与冲突,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人的精神与个性。“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工业化的后果,是所有以市场作用为中心的社会的反映。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组成了工业化文明相互联系的六个法则;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顾破坏生态的危险,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盲目追求的目标。

　　(3)农业文明中大家庭的结构变成了人口简单、富于流动的现代化小家庭;与工厂制度相适应的,以守时,服从,死记硬背和重复作业为特征的群体化教育;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打开了投资的闸门,又扩大了对社会的控制。围绕着这三个核心结构,出现一大批同样按工厂组织原则建立的社团组织,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组织生态,构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领域。

　　(4)在信息领域,创建了邮局,发明了电话电报,为工业化时代的通讯打开了渠道。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传播工具也都体现了工业化的基本原则,大规模地制造出标准化的“事实”,通过几个集中的“思想工厂”加工,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

　　(5)在权力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专家,他们是工业社会的“组织者”;技术专家控制了“组织手段”,并以此掌握了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同时需要庞大的政府这个“加速器”作为工具,以组织协调整个体制的运转。

　　(6)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的是“工业现实观”(indust-reality)。它所传播的是三个核心的信念,即:人类要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更高阶段,第二次浪潮文明比谁都优越;把征服自然与社会进化结合在一起的进步的原则,认为历史潮流奔向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同时,构筑起了由同步化、标准化、直线化的时间、空间观念,以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需要。

　　西方信息社会学说对工业化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工业化浪潮形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工业化社会制度。但同时也揭示了工业社会基本结构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危机。托夫勒认为,从工业社会发展的趋向看,来自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说明工业文明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正在消逝。

　　首先,第二次浪潮本身出现的两个变化,使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生存下去。“第一,我们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生物圈已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第二,我们不能再无限地依赖不可再生的能源,而它至今还是工业发展的主要补贴。”这也就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先决条件——廉价的能源与廉价的原料都将趋于消失。

　　其次,工业社会内部也发生着分崩离析的压力。生产与消费巨大的分裂,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差距,并以它令人吃惊的复杂性,使人们付出了一系列的代价。“第二次浪潮处在危机中。因为我们发现福利制度的危机,邮政制度的危机,学校制度的危机,保健制度的危机,城市制度的危机,国际财政金融制度的危机,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着危机,第二次浪潮价值观念也在危机之中。”甚至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人的个性也陷入了危机之中。^[2]

　　丹尼尔·贝尔则从当代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脱节和断裂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

　　他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经济领域中全部活动都严格按照“效益原则”运行,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经济和技术体系中,人的丰满的个性被压榨成片面而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在政治领域中,20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集中权力,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形成了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其轴心原则是广为派生的“平等”观念。

　　西方各国政府面临民众不断深入的平等呼声,一方面被迫扩充官僚机构,管以前不管之事;另一方面,逐步将传统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虽得到控制,但因政府无法满足众多的平等要求,公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却成为大问题。最为严重的断裂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文化领域之间。在文化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经济效益”,也非“平等权力”。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向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退却抵抗,强化了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3](P9-12)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精神中“宗教冲动力”(“禁欲苦行主义”)与“经济冲动力”(“贪婪攫取性”)的内在冲突,其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