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又称对外贸易地区分布或国别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去向和进口商品的来源，从而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之间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一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

明清晋商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原因分析

对外贸易是国家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及其所占比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贸易中心或贸易集团，商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什么地方去，进口商品主要从何而来。研究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可以看出哪些国家（或贸业中心、贸易集团）是本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和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同其主要贸易伙伴间贸易关系消长的变化（或自身的变化）。如某时期，商品主要出口到某一个国，进口也主要从该国来。一段时期后，贸易关系冷却下来，再过一段时间，贸易关系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

明朝的版图，在北面以阴山一线为界，与蒙古后羿鞑靼、瓦剌交界，因此，从政权划分的角度来看，明朝时期山西商人同蒙古族后羿鞑靼、瓦剌的交易行为应视为对外贸易。清朝统一了大漠内外和天山南北，在中国北部，当时乌里雅苏台（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属清政府管辖，所以清朝时期，山西商人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为俄罗斯。

清代前期残酷的禁海令以及中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在鸦片战争前只有广州口岸开放通商。但是，清政府却并不限制对俄罗斯的贸易的发展。因此，在清代，基本以长江为线，长江以南地区的商品主要通过广州口岸同英、美等国家进行商品交换；长江以北地区的商品主要是供应西北漫长的中俄边境线上的商品交易。晋省商人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成为中俄贸易中的劲旅，并很快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那么，为什么明清晋商的边贸伙伴主要是西北地区的蒙、俄呢？究其原因如下：

一、政治原因

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国界，士兵将跨越国界。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统治中原后，为巩固其政权，在继续追击元蒙残余势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洪武时期，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较多、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永乐时期，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漠北，并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边政治、军事的领导。元蒙势力在明朝军事的压力下，被迫北归。后来，由于统治势力削弱和内部争权夺利，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明代蒙古各部虽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行动计划，但由于是单一的游牧经济，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中原，而明政权对蒙古各部采取严密的防范政策，限制他们与中原的交往。因此，频繁外征，大肆“犯塞”掠夺是蒙古各部改变他们因游牧经济单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质境遇的一种措施和最便捷的经济补救手段。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兵部言虏以盛暑深入大同，使我疲于奔命，今虽收敛人畜，坚壁清野以待之，然虏盘踞既久，则在我防范渐疏。”

“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虏二万余骑寇大同虏卫，分掠朔、应、山阴、马邑等州县，攻夷打堡，杀掳数千人。”为防范战争掠夺，明永乐三年（1405），辽东马市正式开市，时隔三十六年，即正统三年四月，大同又设立马市。此后，多处设立马市，供蒙汉边贸，进行商品的物物交换，在满足蒙古民族生产、生活之需的同时，也为中原内地提供了良种马匹、人参、兽皮等塞外特产，沟通了长城内外的经济交流，稳定的政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有史料记载，从隆庆六年以后，山西潞州铁锅流入马市。至于边外民族所需铁制农具，也是“皆仰商人从潞州贩至”。③明朝大臣杨一清，弘治十六年(1503)受命督理陕西马政时，曾言：“自弘治十八年（1505）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由此可知，晋商在明代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以蒙人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的边塞少数民族。

1652年（清顺治九年），清军队同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武装首次发生直接冲突。①此后，清俄之间在黑龙江及其上游一带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战争时断时续地打了几十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1689年），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了双方贸易和友好往来的各项原则，从此，为晋商对俄贸易打开了大门。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在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通商互市。条约签订后北方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和平，为山西商人打开了更为广阔地对外贸易途径。俄罗斯所需要的中国商品，如茶叶、布匹、烟叶、丝绸等，更是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商品。据《中国对外贸易史料》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到道光十九年（1839），恰克图每年平均销往俄方的茶叶高达8万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至12万箱，约折1240万卢布。就中俄双方贸易值而言，嘉庆五年（1800）达1596万卢布。此后，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1300——1500万卢布之间。俄国成为清政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山西商人正是这对俄贸易中的劲旅。

二、自然地理原因

明清晋商的崛起与山西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东西分别为太行、吕梁山脉，北部地瘠人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然多沃土，但“地狭人稠”，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28亩降至 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为3.95亩。

尽管山西耕地较少，但自然资源却很丰富。据顾炎武《肇域志》记载：“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俱出。绸：出潞安府，泽州之间有之。铁：各处多有，冶为阳城尤广。黄铁：交城静乐县有冶。铜：代州风游谷及垣曲县北山俱出”。由于人多地少，生活艰辛，人们不得不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加工制作后出售，以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因此，晋地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山西自古以来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有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商业集聚地天津，西和另一有势力的商帮陕商所在地陕西隔河相望，北部有万里长城，内地和塞外商品在长城沿线的交通要道进行交换，向南通过河南和南方诸繁华之地联系，顾在中原素有“天府”之称。像平阳经水路可达外府，“其陆路则方轨并通，男下风陆，渡河即中州之陕洛，关中之三辅，四通八达，无往不宜。”至今平阳城鼓楼书有“南通秦蜀，北达幽并”的匾额。太原是“正当孔道四交之冲”。潞安等地也因地处孔道而引起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汾河沿岸的一些州县，如介休、平遥、太谷、祁县、由于交通方便，商业交往频繁，成为商贾辐辏、市肆鳞集的都会。

三、经济原因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决定于两个国家经济间的互补性，两个国家经济间的互补性越强，贸易关系就越密切。

明长城以西、以北地区的鞑靼、瓦剌、海西女真等游牧民族，人不耕种，地无他产，“衣皮毛，食肉酪”，因而，日用的缎布、茶叶、米盐、铁器以及针线等，一向依赖汉族地区供给。他们用马匹或采集、狩猎得到的人参、貂皮等特产与汉族交换铁锅、农具、耕牛、盐、布等生活用品，以维持再生产。俄国当时的生产力也不发达，缎布、茶叶、盐等也是靠贸易换取，以维持经济正常发展。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山西的手工业商品的生产，特别是盐、铁、潞绸、煤炭业等均有一定发展。在盐池生产技术上，明代比前代有所进步，如：以池旁耕地为畦陇，“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浊水渗入，淤定盐脉。凡引水种盐，春间即为之，久则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风大起，则一宵结成，名曰颗盐，则古老所谓大盐也。”这就是所谓的制解盐法。明万历时，盐引达1440700道，反映了明代池盐生产的增长趋势。

洪武初，山西全省生铁产量为“1146917斤”，居全国各省铁产量第五位，其中交城的方子铁，质地优良，适用于铸造兵器。《明太祖实录》卷176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诏罢各处铁冶，全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从此，民营铁冶在山西日益发展起来，铁产量大幅度上升。天顺年间（1457——1464），阳城“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按上述明代铁课“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税率计算，则阳城县年产铁750—900 万斤，如再加上其他县的民营铁冶产量，则山西民营铁冶产量在当时应列“世界第一”。

山西潞安府在明清时期是北方丝绸业中心，这里出产的潞绸，以质地精美闻名于世。潞绸机户分布在长治、高平、潞州。这些机户并不赴府当班，而是在当地分造交纳，再由当地政府派员解送赴京，向工部交纳。由于潞绸机户为居民散处，分头织造，他们在劳动时间的掌握上比轮班匠和住坐匠有较多自由，除完成了供织造外，有条件从事家庭纺织，潞绸生产就由上供生产范围扩大到一般商品生产。后来由于产品品质好，受到市场的欢迎，产量日增，上供数量在产量比例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为市场生产的商品跃居首位。到嘉靖、万历时，这种商品化成都发展尤为迅速，万历时达到高峰，成为全国及边贸中的畅销品。明人郭子章说：“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顺治《潞安府志》载，明代潞绸，除“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传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

由此可见，边外民族和国家的生活必需品稀缺，而边内中原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而具备了多种物产的供给能力，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恰是游牧民族单一经济与农耕民族商品经济的互补。因而，明清时期对蒙、俄边贸迅速发展。此外，汉族地区所需牛马（特别是军马）及皮毛，也一向依赖边外地区民族供给。地区之间物质生产的差异所形成的经济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伙伴的选择也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偏向西北边塞地区。

四、社会原因

对外贸易的产生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的根本是人口活动的直接结果。人口是文化中最活跃、最丰富的载体，更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参与者。

山西北部与西部正好位于中国经济区域中农牧业分界线上，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消长对山西地区的发展及人口变迁影响甚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山西人口大量外迁，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联姻带。

明中央政权建立不久，就倾全国之财力筑长城，设九边以御蒙古。然而，由于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能满足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为了尽快捷地解决供需严重不平衡的问题，边外民族经常南侵掠夺，而人口是蒙古人南下掠夺的重要目标。山西地接塞外，是边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因而成为被掠夺的重点。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巡按直隶御史毛鹏霞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虏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杀伤军民及阵亡者几三千人。被掳者一千七百余人。”

隆庆元年十月庚戊，山西巡按御史王渐奏边臣失事罪状言：“…自虏入犯距出边之日，纵横蹂贱已逾三旬，劫掠伤残者追将千里，中间攻陷烧毁杀掳者，何啻数万计。”

据安介生粗略估计“俺达封贡”前，塞外蒙古部众前后掳掠山西居民至少50万人左右。但我们也看到，在大批山西平民被掳往塞北的同时，也有不少山西人自愿进入漠北地区，“板升”农业区域的出现是两类山西移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六载：“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白馨等居之，筑城建设，构宫殿甚宏丽，开粮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在“俺达封贡”后南北和睦，边庭宁谧的气氛中，临边汉民投往塞外的势头进一步加剧。据明朝官员的讲法，至万历年间，“板升”汉人已至少有10万之众。

总之，无论是被掳往塞北的山西平民，还是自愿北上的“板升”，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塞外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山西移民。这些山西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及文化上仍保留着家乡的传统，这就为晋人在塞外经商创造了便利条件，进而为后来晋商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人和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