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何谓商人习惯法，人们往往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沈达明和冯大同教授认为，从历史上看，它是中世纪时期逐渐形成的“商业惯例”。与当时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超越国界，普遍适用于各国商人；（2）它不是由专业法官来掌管而是由商人自己选出的法官来掌管的；（3）它的程序比较简单，而且不拘泥于形式；（4）它强调按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施米托夫教授将其称为旧商人习惯法，指“事实上支配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人团体普遍适用的一整套国际习惯法规则。”其特点是：发展不成体系，缺乏计划性，它从习惯性做法发展为惯例，再到法律。自15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欧洲各国都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商法纳入国内法的范畴，使它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从而使商法丧失了它原有的跨国性或国际性。即著名的国际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描述国际贸易法或国际商法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从国际法到国内法的转变。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又出现了“新的商人习惯法” （new law merchant）或“现代商人法”的概念，“现代商人习惯法的国际性应与国家主权的概念协调一致，因为国家主权的概念仍然是世界秩序的基础，是所有法律的发源地……，”而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相比，“新的商人习惯法是由制法机构精心制订的，表现为国际公约、示范法，以及国际商会等组织公布的文件。”也就是说，现代商人习惯法是在各主权国家的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主权国家是协调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又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只能把它界定为“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人们普遍遵守的原则和规则”。

其他一些国际法学家，对此也有一些精采的论述。如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的哥尔德斯坦教授指出：“支配贸易的法律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因此，尽管此类交易的受益人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法则建立在整个世界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而对于这些可以为各国都能接受的原则，哥尔德斯坦教授把它们归纳为三项基本原则： （1）当事人意思自治； （2）合同必须忠实地履行；（3）仲裁的采用。当然，在国际商事交易中，除了这三项原则外，可能还有一些原则，如本案仲裁庭在裁决中所依据的公正与商业上的合理原则。其它还有诸如诚实信用、遵守东道国的法律等，都可能构成商人习惯法的内容。尽管这些原则各异，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各国法律所承认或认可。而这些原则，只能在“主权国家同意和许可的情况下”，通过设在各有关国家的法庭、仲裁庭来加以适用。

各有关国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的仲裁庭在适用这些原则的过程中，既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也有解释上的问题。对同样的原则，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对适用同样的法律，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总之，这些原则或者体现在各有关国家的国内法中，也可以体现在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或者是有关国际组织制订的示范法或文件中，如施米托夫教授在上面提到的国际商会制订的文件，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统一惯例》；联合国贸法会制订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仲裁规则》等。在国际商事交易实践上，商人习惯法的适用，均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许可的条件下进行的。但在将这些原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则是由适用这些原则的法院或仲裁庭来对此作出解释。如本案仲裁庭和奥地利法院对公正与合理原则所作的解释。

其实，商人习惯法中所体现的各项基本原则，均表现在各国的国内法、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示范法及国际组织制订的有关文件中。所以，商人习惯法既是明确的，又是笼统的。它之以明确，是当它表现为一国国内法、国际公约、示范法中的具体规定或者有拘束力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中所体现的原则或规则时，它就是明确的；当人们泛指商人习惯法时，它就是笼统的。仲裁庭在帕巴克一案裁决中所适用的公正与合理的原则，显然就是现代商人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应该说还是得到了各主权国家的同意或认可的。尤其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它们是各国普遍认可的至关重要的原则。

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及仲裁实践上，应该说是允许商人习惯法的存在与适用的。

首先，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许多法律上的具体规定，都体现了商人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如《合同法》中关于允许当事人选择涉外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民法通则》及其它一系列法律中体现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与交易、权利与义务对等等商人习惯法中的原则；《仲裁法》中体现的协议仲裁，当事人自由地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地点及仲裁适用的规则等；以及我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第5条）。此外，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和我国在国际商事交往中适用的国际惯例，许多都体现了商人习惯法的原则。而且，依照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国际公约、示范法和国际惯例本身就是商人习惯法的表现形式。可见，我国立法实践中，允许商人习惯法的存在。

在司法或仲裁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就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作出约定，法院或仲裁庭应当予以适用。对于有些事项，如果当事人没有作出约定，我国法律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也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例如在选择国际经济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问题上，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3）款作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而这里的国际惯例，通常指商人习惯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其1991年3月1日颁布的《仲裁员办案须知》中对办案仲裁员的首要要求，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参照国际惯例，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12]而该会1998年的仲裁规则第53条也规定：“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参照国际惯例，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而这里的“参照国际惯例，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均可视为国际商人习惯法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中的应用。在涉外审判或仲裁实践中，至于某一具体的国际惯例或商人习惯法的内容及如何适用，以及对所适用的国际惯例或商人习惯法的解释，则由具体办案的法官或仲裁员作出解释。而本案所适用的商人习惯法以及公正与商业上合理的原则，就是由在维也纳依据ICC仲裁规则审理本案的仲裁员对此予以适用和作出解释的。

当然，任何国家的法院或仲裁庭在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外国法、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时，一般不得违背各有关国家的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的法律对此也有特别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的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些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其它一些国家的法律在规定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时，也不允许违背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交往的司法与仲裁实践中，一般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引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因为这是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律或者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按照《纽约公约》第5条（2）款（2）项的规定，如果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违背执行地国的公共政策，被请求执行地国的法院有权拒绝执行该外国仲裁裁决。由此可见，以商人习惯法的适用有悖于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而拒绝该商人习惯法的适用，本身也是商人习惯法的组成部分。

1979年10月26日，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ICC）国际仲裁院的某仲裁庭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作出了一项关于适用商人习惯法的仲裁裁决。该案涉及的是申请人土耳其帕巴克公司（Pdbalk Tecaret Sirdeti S.A.，Turkdy）与被申请人法国诺锁洛公司（Norsolor S.A.France）之间的代理合同争议（简称帕巴克案）。[2]本案的申请人是代理人帕巴克公司，被申请人是法国的被代理人诺锁洛公司。由于诺锁洛公司终止了该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

帕巴克公司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将此争议提交ICC仲裁院解决。按照该代理合同关于适用ICC仲裁规则在维也纳仲裁的规定，本案仲裁庭取得了对该仲裁案件的管辖权。由于合同没有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仲裁庭即依据国际商人习惯法作出了裁决。仲裁庭在作出此项裁决的过程中，没有适用任何一方当事人所属国的法律，而是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代理人由于被代理人终止代理合同而受到的损失作出了裁决，裁定由被代理人由于终止该代理合同而向代理人支付一笔损失费用。

此裁决作出后，法国诺锁洛公司不服，拒绝执行此裁决，同时向奥地利的一审法院申请撤销此裁决，理由是仲裁庭适用商人习惯法超出了仲裁庭的权限范围。

另一方面，在此裁决中胜诉的土耳其帕巴克公司由于被申请人拒绝执行此裁决，在被申请人诺锁洛公司所在地的法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裁决。诺锁洛公司辩称仲裁庭违反了ICC仲裁规则第13条的规定，在仲裁协议未授权的情况下作为友好公断人（amiable compositeurs）作出此裁决超出了其权限范围。法院认为，善意原则和商业上的合理原则是商人习惯法的组成部分，并依据这些基本原则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在调查了一方当事人是否违反了合同，此项违反是否由于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歧视所致之后作出裁定，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选择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根据ICC仲裁规则第13条，仲裁员适用了他们认为适当的冲突法规则指定的法律，即普遍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义务的基本原则。尽管仲裁庭在说明其裁决所依据的理由时，曾经两次提到“公正”这一模棱两可的词语，用以解释裁决所依据的商人习惯法的原则。鉴于本案代理合同的国际性，不必考虑适用法国法或土耳其法，适用商人习惯法是合理的。法院认为，仲裁庭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没有作为友好公断人作出裁决，他们所作的裁决没有超出其权限范围。因此，法国一审法院于1980年2月5日作出了执行此裁决的裁定，同时驳回了诺锁洛公司请求法院拒绝执行此项裁决的请求。与此同时，奥地利一审法院在维也纳受理了法国诺锁洛公司基于上述相同的理由提出的关于撤销此裁决的申请，法院经审查后认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并未超出其权限范围，1981年6月29日，奥地利一审法院作出了驳回了申请人关于撤销此裁决的判决。

继法国一审法院裁定执行仲裁裁决和奥地利一审法院驳回了该仲裁案件中的被申请人诺锁洛公司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诺锁洛公司均不服，又以上述相同的理由分别向奥地利和法国的上诉法院就一审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诺锁洛公司向法国上诉法院上诉的主要内容是请求上诉法院中止诉讼程序，等待维也纳上诉法院对关于撤销此案仲裁裁决的判决。1981年12月15日，法国上诉法院准许了诺锁洛公司的请求，裁定以“如果裁决被维也纳上诉法院裁定为无效，则准许执行裁决的诉讼没有任何意义”为由，作出了中止诉讼的裁定。

1982年1月29日，维也纳上诉法院撤销了在维也纳作出的仲裁裁决。理由是仲裁庭所适用的商人习惯法是“world law of questionable validity”，把它作为应当适用的法律并按照公平原则裁决，超出了其权限范围。

1982年11月19日，法国上诉法院作出判决：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1）款（e）项，它不得不撤销一审法院于1980年2月5日作出的关于执行ICC仲裁院在维也纳作出的裁决的裁定。因为此项裁决已经被维也纳上诉法院撤销。

此案后来又上诉到奥地利最高法院。1982年11月18日，奥地利最高法院又撤销了上诉法院作出的关于撤销一审法院关于驳回诺锁洛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决定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即仲裁庭适用商人习惯法没有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3]1984年l0月9日，法国最高法院又撤销了上诉法院于1982 年11月19日作出的关于撤销一审法院关于执行仲裁裁决的判决。法国最高法院所依据的理由是，《纽约公约》第7条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要求上诉法院按照“法国法是否允许帕巴克公司利用此项裁决作出的依据”。因此，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上诉法院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1）款（e）项判决拒绝准许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

在现代国际商事交往实践中，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广泛应用，调整国际商事交易的法律规范在许多方面部都日趋协调和统一。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都超过了100个；一些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的组织，制订了许多国际文件和示范法，它们对于协调和统一调整国际商事交易的法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有鉴于此，商人习惯法在国际商事交易中的适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商人习惯法的适用是大势所趋。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有影响的巴黎国际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仲裁规则中关于适用法律条款的修订，就代表了这一趋势。按照该会以往的仲裁规则，包括本案涉及的第13条（3）款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解决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仲裁员应当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法律冲突规则，确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如今，这一条款已经修订，它绕过了法律冲突规则，而由仲裁庭直接决定它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而这里所使用的法律规则的含义，显然是广泛意义上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商人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