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k体育平台:钟南山，一个狠角色

原标题：钟南山，一个狠角色

3月2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公告，对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受理项目进行公示。在国家科技奖创新团队奖评选中，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获得提名。

17年前的2003年，非典疫情在北京爆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冲锋在前，主动要求“把重病患者都送我这里来”。

2020年春节，新冠病毒来势汹汹。84岁的钟南山再次临危授命，担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还是一贯的“南山风格”——

2月27日，钟南山在广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的表态掷地有声，“我们从不怕外界的骂声，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只要有这个要素，我们总能走出正确的道路！”

3月11日，钟南山连线欧洲呼吸学会时表示，复阳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实际上仍不明确，必须加强出院病人的隔离以及再检查。

3月12日，钟南山与广东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团队，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美国重症监护方面的专家，进行多方视频连线，分享我国在新冠肺炎患者特别是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方面的经验，以及药物、治疗方案等。

3月25日，钟南山等中国专家参加中欧抗疫视频会，与来自德国、意大利、英国、罗马尼亚等国的专家一起交流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的状态与应对的策略，分享诊疗方案及医护人员防护经验。

60多天以来，回应疫情热点、会见中外专家、研究治疗方案、接受媒体采访……84岁的他一直奔波在抗击疫情前线，从坐上赴武汉的高铁的那晚开始，就没有停下忙碌。

2020年1月19日，钟南山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了解病人收治情况。图源：央视新闻

病毒肆虐的惶恐中，人们盼望权威出现。钟南山几乎每次发声，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以“钟南山”为关键词对网友评论进行了分析，词频最高的是“钟南山说动才动”。百度搜索指数显示，关注“钟南山”的网民中，超过一半是“20-29岁”的网友。在年轻用户聚集的B站上，有关钟南山的早前纪录片再度翻红。17年前，这些年轻人还是孩子，对钟南山“国士无双”的英雄作为了解并不多，但他们都知道，这个叫钟南山的院士，非常厉害。

两次关乎生死的重大疫情，为什么冲在一线的还是他？让我们从非典开始，再次走近国士钟南山。

文 | 魏东海

本文摘编自经济日报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还是钟南山》，原文内容有增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做好防治，就是最大的政治”

2003年4月26日播出的《面对面》让广大的电视观众了解到，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在关于病原体、国际协作、控制还是遏制等问题上，经历了很多曲折。默默无言的日子里，钟南山承受了太多压力。

寻找病原体

对于病因，“衣原体”是当时一个很权威的声音。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钟南山观察病人的口腔，发现所有病例均无上呼吸道感染。并且，衣原体的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广东专家们曾使用了足够剂量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仅仅从两个肺组织的标本进行电镜观察就下结论，科学依据不足。因为要鉴定一个病原体，除了形态学上有一定的特点，还要对它的遗传特点进行分析，即“全基因序列分析”。此外，血清实验也非常重要。

人命关天，钟南山一直在查找病原体的真相。他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病因，还想到和香港大学医学院合作，当时广东的实验室水平还比较弱，香港检测能力强。3月中旬香港也发生了同类病例，港大微生物系获得了本地病人的标本进行研究后，找出了和广州地区具有同源性的冠状病毒。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挑战权威，不是一件讨好的事。《面对面》采访中，王志问钟南山是否“关心政治”，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你在本职岗位上，能够做得最好，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临危请命

广州非典疫情最严酷的时候，6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负重，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

钟南山的内心也十分焦急。但是，他更把压力变成了动力。他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作出这个决定，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

为了搞清楚非典的规律，钟南山自己都不知道看了多少病人。为了联络方便，平时很少使用手机的钟南山24小时开起了手机。早期危重的非典病人，病情重、传染性强。广医一院有20多位医务人员感染得病，同时还收治了许多兄弟医院的医务人员。钟南山的心时常揪得疼。“这个时候不能再让医务人员倒下。倒下的要让他们尽快康复。”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多晚，他必定要到病房走几趟，除了看病人外，还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检查每个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是否到位。

钟南山实在太忙了。他参加会诊，出席讲座及各种指导活动，曾经一连38小时没合过眼！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但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绝不能倒下，坚守在岗位上，就是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希望。在医院住了一晚之后，他偷偷跑回家，以家为病房，进行自我治疗。在夫人的悉心照料下，钟南山稍微休息了两天，又一心扑在病房了。

不允许自己倒下的钟南山，深知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要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说话，用治疗效果说话，让病人尽快康复。

寻找突破口

“非典型肺炎发病急，病情变化快，而且规律很难摸索，再加上我们没有现成的治疗经验可以参考，一切都只能从头摸索，这是我们刚刚开始这项救治工作时碰到的最大难题。”钟南山的助手、广医一院负责重症监护室的黎毅敏副院长说。

突破口在哪里？呼研所通过非典患者死亡病例的尸检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即肺组织纤维化。为了攻克难题，钟南山成立了以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为骨干的老中青呼吸疾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

探索是艰辛的，在钟南山他们的记忆中，试行了多少方案谁也记不清了。

终于，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方法给予呼吸支持，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从每日80毫克至500毫克不等，能有效地减轻肺泡的非特异性炎症，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钟南山和攻关小组上报了广东省卫生厅，3月9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出台，该《指引》成为广东抗击非典战役的一个转折点。广医一院呼研所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经验：“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之外，还要注意“三合理”。即“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和“合理治疗合并症”。

非典时期，钟南山救治病人

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钟南山根据自己战斗在第一线的经验，从所掌握的案例出发，对公众关于非典存在的一些不正确认识的澄清。

当广东省报告的非典发病人数逐渐下降时，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报告的发病患者却不断增加。

北京需要钟南山。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钟南山多次赶赴北京，用他的经验和智慧帮助抗击非典。钟南山作过多场报告，有关领导人跟他多次交流，向他咨询抗击非典的经验和认识。他还到北京一些医院，和广大医务工作者交流，甚至直接参与指导抢救。

2

36岁起步，在不起眼的领域做出成绩

作为医生，钟南山的事业起步，比大多数人都晚。

虽然是医学专业出身，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钟南山选了留校任教。1971年9月，36岁生日前，钟南山离开北京回到了广州，去了当时并不起眼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1973年，广州市政府将它改为广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刚从北京回到家的一段时间，钟南山总觉得，父亲的眼中充满了难解的忧虑。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问了一句：“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一下子没明白父亲的意思，恭恭敬敬地回答：“36岁。”“唉，都36了，真可怕……”

许多年以后，钟南山总是对别人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6岁开始的。钟南山曾在日记里写道：父亲对我的批评，其实是“爱之切”，故“苛之深”。

初到医院时，急于证明自己的钟南山想去外科，他太需要在实际医疗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行医水平和实力了。但一位领导的话，将钟南山打入了冷宫：“钟南山已经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于是，钟南山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

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钟南山干过很多工作，当辅导员、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农村，也当过工人。此时进入急诊室的钟南山，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干得十分吃力，工作起来并不开心。一次“咳血”与“呕血”的误诊让钟南山从迷茫中彻底惊醒，从此，他刻苦钻研技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人变得越来越瘦，笔记却越来越厚。大约半年后，钟南山有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在急诊方面已经差不多是个熟手了。医院的医生这样评价钟南山，“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就在钟南山踌躇满志，想在急诊方面继续钻研，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命运又一次“安排”他转换方向。

在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情况，周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防群治工作。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承担了组建慢支炎防治小组的工作。但很多医生觉得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没什么东西可搞，都不想去。后来，当时的“革委会”领导有意指派钟南山。当院长为选派钟南山去慢支炎防治小组的事来找他时，他马上就应允了，钟南山认为，自己是党员，应该听从安排。

钟南山就这样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一去，才知道为何无人想来这里了。这个小组总共才三个成员，组长侯恕，另一位是女大夫余真，再一个就是钟南山了。当时钟南山已经37岁，但在这个小组中，还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们所干的活，就是三天两头为慢支炎患者检查一次身体，照看着患者们蹲在墙角晒太阳。对比起昔日忙碌的急诊工作来，钟南山简直就闷得慌。这样的生活，与在北京烧锅炉有何区别？

这一天，他心绪不宁地走在晒着太阳的慢支炎患者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走着走着，他就瞧见了病人吐在地上的痰。本来这东西他见惯不怪。但在今天钟南山看来，它们却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看着看着，钟南山竟然蹲了下去。病人们以为钟医生丢失了什么东西，却不知晓他正在寻找解救他们的妙方。钟南山惊奇地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有各的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也多不相同。钟南山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怎么会突然有了那种奇妙的感觉，他说从那个时刻以后，自己就走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

在医学上询问病情症状时，常问的就是有无咳痰，作病历记载时也只是“有痰”就可以了。虽然几天来的观察结果与第一次所见没有什么两样，但还是让他掌握了一些患者咳痰的规律。钟南山向两位前辈报告了自己这几天的观察，以及自己所做的关于这方面的预测。侯、余两位医生一听，也立即来了兴致，觉得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文章来。三人立即着手观察、归纳、总结、查阅书籍、制定研究方案和实验计划，真正开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就这样，防治小组迈开了日后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慢支炎防治小组本身就是在一穷二白，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当时，慢支炎防治小组连一台像样的呼吸机都没有，对于危重的病人，三人只能用人工轮流手捏皮球呼吸机，来进行抢救和治疗。

最早搞慢性气管炎工作的侯恕，率先做广东的紫花杜鹃这个项目，就是以紫花杜鹃加上人胚的经络注射这种中西结合的防治方法来治疗慢支炎，并且使许多病人得到了显效或者临床控制。1977年，在大庆油田进行防治慢支炎气管炎时，在十几个单位中，他们竟取得了55%的成功率。再接下来，由于他们在慢支炎气管炎中西结合防治、分型等方面做出了成绩，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到广州访问，专门参观和听取了他们报告，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此，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支炎气管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并且专门拔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一下子，钟南山他们三人出了名，也获得了科研继续前进的动力和资金。“要知道，当时的1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万都不止啊！”钟南山在追述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于1979年在原慢支炎防治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呼吸疾病研究所。当时所里只有一台心电图机和八台国产呼吸机，由于地方不够，他们就在病房大楼的天台上搭了个棚子，做起了他们的科研实验。

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党的支持和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在北京隆重开幕了。钟南山作为广东省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历史的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的论文，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这届大会，汇聚了当时几乎所有在世的科技工作者，钟南山从代表席的后面远远地看到了削瘦但精神奕奕的陈景润，不由得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仿佛只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再之后，传来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全国组织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凡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在经历了十年与外界隔绝后，能走出国界，向外国科技同行学习科学技术是人人向往的机会，通过努力，钟南山赢得了这次机会。

3

“他来自中国！”

1979年10月28日，钟南山终于到达伦敦。他将在这里接受8周的英语训练，为前往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进修作准备。钟南山过着艰苦节约的生活，为了节约，他每天从居住地步行到学校，为的是省下坐地铁的钱，多买一本专业书。

1980年1月6日，爱丁堡，钟南山冒着毛毛雪雨来到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等待与他的导师弗兰里教授的第一次会见。教授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以一种奇异的眼神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学生，用一种不冷不热的腔调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看病房，一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吧！”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短暂地结束了，总共不到10分钟。钟南山走出教授办公室，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

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了他很久，直到钟南山真正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医生争到了荣誉。

钟南山从浩瀚的资料分析中发现，呼吸生物实验室关于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影响项目，不仅符合自己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方向，而且正是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期待开展的项目。于是，他决定以此为突破点，主动出击。

皇家医院呼吸生物化学实验室的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是钟南山完成实验设计过程中所必需的工具，要经常依靠它标定氧电极的数据。实验室主任沃克先生告诉他，这台仪器出了毛病，医院正等着拨款购置新设备。可是，钟南山总共才有两年的进修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十分宝贵的。等设备要等到什么时候？通过仔细检查、摸索，钟南山先后从自己身上抽了800毫升的鲜血进行测试校正。经过30多次的反复校正，仪器终于“复活”了。

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行们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快停止吧！”大家都很清楚，当人体血液中输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即相当于一个人连续吸食50至60支香烟的量，头脑就会开始晕眩。对于钟南山这样一个从不接触香烟的人来说，其难受的程度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钟南山不肯停止。他毫不犹豫地咬紧牙关，继续吸入一氧化碳，直到血红蛋白中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22%才肯停止，试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这时的钟南山已经感到天旋地转，难以支撑。

5月15日下午，弗兰里教授到实验室来考察钟南山的研究情况。钟南山庄重地向教授展示了自己两个月来从事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影响的实验。5年前，弗兰里教授曾通过数学推导的方法，得出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氧气运输影响的演算公式，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钟南山通过自己的实验，不仅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用数据推导方法得出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氧气运输影响的演算公式，而且发现了他的推导公式的不完整性，他认为弗兰里教授忽略了血红蛋白曲线形状变化，而这才是主要的。

弗兰里教授审查了钟南山的研究报告，感到十分惊讶。他一把抱住钟南山，激动地说：“太好了，你不但证实了我多年来的设想，而且有了新的发现。我一定要尽全力将你的研究推荐给全英医学研究会。”

1980年9月，钟南山的研究报告在全英医学研究会议上宣读，一鸣惊人。同年10月，他应邀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欧洲免疫学会议。在那里，钟南山结识了伦敦大学附属圣·巴弗勒姆医院胸科主任戴维教授。戴维先生非常热情地请他前去伦敦的圣·巴弗勒姆医院进行和合作研究。

在伦敦，钟南山开始了新的研究课题。并且，敢讲真话又讲究证据的钟南山，还挑战了学术权威。

先前在爱丁堡研究人工呼吸对肺部氧气运输的影响时，钟南山发现自己实验的结果，同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麻醉科的克尔教授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相反。克尔教授是英国麻醉学的权威，他5年前发表的论文已为全英麻醉学会所承认。然而钟南山经过一再的测定和实验，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结论正确无误。于是他写了一篇论文——《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人肺部分流的影响》，并在皇家医院麻醉科小范围内作过报告，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有人认为他狂妄大胆，惟独麻醉科主任杜鲁门教授独具慧眼，认为钟南山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推荐给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

1981年9月6日，古老的伦敦还笼罩在迷蒙的晨雾里，钟南山已经提前起床了，他要赶往80公里外的剑桥参加会议。钟南山坐上了开往剑桥的火车。在路上，钟南山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医生，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呢？然而他转念又想，既然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旧的结论。自己已经做出了向权威挑战的抉择，就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他走上讲台，以自己的实验为根据，有理有据地对克尔教授的文章做出了否定。克尔教授的三位高级助手连珠炮似的一连提出了8个问题，钟南山都不紧不慢地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严密论证一一作了解答。最终，全场常委一致举手通过了这篇文章。

会议主持人、英国临床研究中心麻醉科主任勒恩教授在做最后发言时表示，“在我们实验室里也做过类似钟医生那样的实验，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但总的结果和钟医生今天的结论基本一致。我认为这位中国医生的研究是创造性的。我衷心地祝贺他的成功！”

当钟南山走下讲台的时候，清楚地听到几位专家正在惊叹：“他来自中国！”

1981年11月18日，钟南山结束了在英国两年零一个月的进修，从伦敦飞返祖国。两年来，他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六项重要成果，完成了七篇学术论文，其中有四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钟南山“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在钟南山心里，这是向祖国交出的答卷。

钟南山与导师弗兰里教授

10多年过后，钟南山向学生提起：“在我将要回国的时候，导师的挽留的确使我心潮澎湃！但是，爱丁堡毕竟是英国的爱丁堡，而我来自中国，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在经受了歧视，维护了自己和祖国的尊严后，我更能深深地体会科学家巴甫洛夫的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国界’。当我回到珠江边的时候，我的心才真正踏实了。”

4

攀登正无限

学成归国的钟南山，将广州作为继续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起点。这一年，他45岁。

在英国留学期间，钟南山主攻的就是呼吸疾病研治。回国后，作为呼研所副所长的钟南山，与侯恕、王贵谦一起，决定了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理与诊治；缺氧性动脉高压机理与治疗；支气管肺癌发病机理与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防治；慢阻肺膈肌功能、慢阻肺、肺心病病人营养及营养疗法等方面的研究。

提出隐匿型哮喘

哮喘可谓是人类大敌。如不及时系统地治疗，哮喘将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心病，不仅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生活与学习，而且，每年将耗费大量医疗费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家，无论是哮喘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有所增加。在我国，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越高。在广东地区，哮喘与肺癌的发病率居全国前列。

传统的哮喘诊断是典型症状与检查结果相结合来进行诊断。在医学上，一般是不将这种情况归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而患者也不会把这反复、轻微、持续不断的咳嗽当回事。

钟南山发现，南方不少病人患有一种原因不明的反复咳嗽，用各种抗菌类的药物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凭他的职业敏感和作为专家的积累，钟南山肯定这“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只是冰山的一角。钟南山清楚地记得，在英国留学时，对这方面的资料有过一次接触。他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197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杜马斯·佩蒂提出‘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但由于没有具体数据，因而没被医学界承认。”现在，钟南山最需要的就是医学病历上的事实。

气道高反应性常被视为支气管炎哮喘的基本特征，有人用它作为人群中哮喘流行病调查的一个客观指标。但是哮喘与气道高反应性并非完全一致，有气道高反应性者未必有哮喘，反之亦然。在支气管哮喘的自然发展病史中，气道高反应性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而控制了气道高反应性会否影响哮喘的转归？对此均无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呼研对广州市华侨中学及广州郊区从化中学共3067名11-17岁的学生进行了气道反应性普查，并进行为期两年的随访。钟南山发现，气道高反应性越重，新发哮喘的可能性越大。

[注：气道高反应可以通过支气管激发试验来评估。FEV1是其中一个观察指标，通常以使FEEV1下降≥20%所需吸入乙酰甲胆碱或组胺累积剂量（PD20-FEV1）或浓度（PC20-FEV1）来表示。]

到底气道高反应性与哮喘有无密切关系、关系如何，一直以来医学界都是众说纷纭。钟南山在大数量青少年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6年）基础上，经过细致而周密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气道高反应性与哮喘有密切关系，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较重，而症状消失时气道高反性减轻。凡无症状但PD20FEV1来源：瞭望智库